情，说起来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不久就有人写黑信告到中央，信中附一“民谣”：

    薛翁治丧，薛弟治产，得一大笔葬费，发一大批混财；岳叔长处，岳襟长行，发三千万公债，杀三千万人民。

    湘人喜戏谑，令人啼笑皆非。省议员张维均逢人便将“民谣”娓娓道来，且边说边解释，薛岳怀疑就是他写的，后张被人暗杀，暴尸荒野数日，许多人认为凶手非薛岳莫属，险些搞出一场官司。国民政府行政院和监察院曾就民间反映的一些事情查问下来，搞得薛岳有口难辩，气急败坏。

    薛岳施展才华的地方不是官场。只有在军用地图前，在枪炮横飞的战场，才能找到那个有大将风范的薛岳，“天生我材”是用来打仗的。这个10岁进黄埔陆军小学读书，24岁当孙中山警卫团1营营长，曾端着机枪在枪林弹雨中掩护孙夫人宋庆龄冲出叛军重围的广东乐昌县普通农家的后代，在血与火中为自己赢得的绰号是“老虎仔”。而使他走上人生巅峰的便是长沙之战。

    长沙上空战云密布的1939年8月21日，薛岳接到蒋介石、白崇禧和陈诚分别发来的电报和打来的电话。蒋介石的电文要求他即按“甲案”部署作战，白崇禧和陈诚则要求他坚决落实委座指示。

    薛岳站在地图前，一动不动。

    许多回忆薛岳的文章都曾提到，他日常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嗜好，就是看地图，他可以一看就是一整天。有战事时看，无仗可打时仍津津有味地看。也许看地图对于他，已经由一个军事指挥员在工作上的需要，变成了一名职业军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一种寄托情感、排解烦恼的方式，一种属于军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在蒋介石执行“甲案”电令后，与其说他是对照地图，深入比较两种方案，为自己要坚持的意见寻找更为有力的依据，不如说他是在这个灵魂所寄的空间整理思路，调整情绪，鼓足勇气。

    数小时后，他转身叫来参谋处长赵子立，口述坚持“乙案”三点理由，请他拟写电文，直发蒋介石。

    他叮嘱赵，措辞语气要有力度和韧性，使委座能明显感觉出他的坚强决心。

    1．九战区现有足够的兵力，有把握将日军歼灭于长沙以北。

    2．我军若退至衡阳，日军在广州地区之安藤利吉第21军（辖第18、104师团、台湾旅团及各配属航空兵）则可能沿粤汉铁路向北策应，对我形成夹击，使战局不易把握。

    3．如按甲案放日军南下，则长沙失守必会为敌之宣传机构所乘，在国内外造成不良影响。

    这三条理由将“甲案”实施中出现军事和政治上不利之处的可能性作为一种令人可感可触、仿佛近在眼前的现实危险摆在桌面，比原来他所倾向的“乙案”更具辩驳力和不容置辩的强硬态度。

    赵子立迅速记下要点，返身去参谋处拟写电文。赵是黄埔6期高材生，头脑机敏，足智多谋，几仗下来便直线上升，31岁已扛上少将肩牌，令同期同学们羡慕忌妒不已。

    赵子立当然清楚薛岳的醉翁之意。

    1938年5月，日军为报台儿庄一箭之仇，重兵围歼陇海铁路东段中国军队主力，兵分东、北两路发起攻势。

    北路的土肥原贤二的14师团在兰封被宋希濂、俞济时、胡宗南、邱清泉、王耀武、李汉魂、桂永清、孙桐萱、商震这一批悍将团团围住。蒋介石亲赴郑州督战，任命薛岳为第1兵团总司令，指挥各路将领，于5月25日晨发起全线进攻，务于26日拂晓前将那个危害中国多年的家伙和他的14师团全歼。

    两军兵力比例为：中国清一色精锐部队15万，对日军一个二流师团2万。胜券在握，蒋介石请新闻记者到前沿采访围歼作战实况，并让武汉政治部做好庆祝“第二个台儿庄大捷”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