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帮自私自利的家伙，记住，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就把你们全都撵下车，扣起来。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毛瑟枪，给你拿着。谁敢动他，你就照准谁开枪。”霍利亚瓦最后又威胁地加上了这么一句。

    火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身旁，问：“你说，他能活吗？”

    没有得到回答。

    “走吧，德米特里，只好听其自然了。现在全部工作都得咱们俩负责了。今天连夜把机车卸下来，明天早上就试车。”

    霍利亚瓦给沿线各站做肃反工作的朋友们打了电话，恳切地请求他们不要让乘客把柯察金弄下来，直到每个同志都回答“一定办到”之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的站台上，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来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青年的尸体。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嘱托，赶忙跑到车厢跟前阻止，但是看到这个青年确实已经死了，就叫人把尸体抬到了停尸房。

    他们立刻打电话到博亚尔卡通知霍利亚瓦，说他让他们关照的那个同志已经去世了。

    博亚尔卡打了个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了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的柯察金送到了家，接着，他自己也得了伤寒，发高烧，病倒了。

    丽达在日记上写着：

    １月９日

    我为什么这样难过呢？还没有拿起笔来，就哭了一场。谁能想到丽达会失声痛哭，还哭得这样伤心！难道眼泪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因为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悲痛。

    为什么悲痛会突然袭来呢？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铁路各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又刚从祝捷大会——市苏维埃为祝贺筑路英雄们而召开的扩大会议——回来，为什么悲痛恰恰在这个时刻降临呢？我们是取得了胜利，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揭示了我内心的真情：对我来说，他比我原先所想的更珍贵。

    日记就记到这里吧，不知道哪天再提起笔来接着写。明天写信到哈尔科夫去，告诉他们我同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