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满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法，只好打发我到一家小铁工厂去当学徒，只管饭，白干三年，不给工钱……老板是个德国人，叫费斯特，他嫌我小，不愿意要，后来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给我多报了两岁，才把我收下。我给他干了三年，他什么手艺也没教给我，尽支使我干杂活，给他打酒。他一喝起酒来就不要命。撮煤叫我去，搬铁也叫我去……老板娘也把我当成小奴隶，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他们俩动不动就踢我一脚，常常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就是这个脾气。因为老板常喝醉酒，老板娘对谁都没好气，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打我几个嘴巴子。有时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哪儿逃呢？苦水能向谁吐呢？母亲离我有四十俄里，再说她那儿也没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厂里也一样。管事的是老板的弟弟。这个畜生专爱拿我开心。有一回，他指着墙角放铁匠炉的地方，对我说：‘去把那个铁套圈给我拿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哪知道铁圈刚从炉子里夹出来，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着是黑的，手刚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却在那儿哈哈大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就跑回母亲那儿去了。可她也没地方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一路上她光是哭。到了第三年，他们开始教我一点钳工技术了，但是还照样打我。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旧康斯坦丁诺夫，进了一家灌香肠的作坊。在这个作坊整天洗肠子，像条狗似的又过了不到两年。后来老板耍钱把家当输得精光，四个月不给我们工钱，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我就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车就去找活干。感谢机车库的一个工人，他很同情我。他听我说多少会点钳工，就说我是他的侄子，央求上司把我收下。他看我个子高，给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给钳工打下手。后来我转到这儿来干活，已经有九个年头了。我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儿的这一段，你们全都知道。”

    阿尔焦姆用帽子擦了擦前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最难讲的事要说，不能等着别人发问。他紧皱着浓眉。继续讲下去：“人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烈火刚烧起来的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我能说些什么呢？说老吧，我还早着呢。我只能说，我是今天才找到自己的这条路。我有什么可隐瞒的呢？以前就是没有看清路。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反德大罢工的时候，就应该走上这条路。有个水兵，叫朱赫来，跟我谈过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枪来战斗。后来战争结束了，白匪给扔进了黑海。我们就转回来了。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头钻到家务事里去了。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向我们发出了号召，我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我一生中缺少的是什么。单单保卫过自己的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接替列宁，把苏维埃政权建设成铁打的江山。我们都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我们的党嘛！”

    阿尔焦姆结束了自己朴实而又极其真诚的发言，他为自己那不寻常的措词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同时像从肩上卸下了重担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问题。

    “也许，有人想要问点什么吧？”西罗坚科打破了沉默。

    会场里的人晃动起来，但是暂时还没有人说话。一个下了机车就来开会的、黑得像甲虫一样的司炉干脆利落地喊道：“还有什么可问的？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给他就得了。”

    矮壮的锻工基利亚卡又热又紧张，脸涨得通红，他用伤了风的沙哑声音说：“这种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成为一个坚强的同志。表决吧，西罗坚科！”

    后面共青团员座席上站起一个人来，由于光线很暗，看不清是谁，他说：“让柯察金同志说说，他为什么让土地缠住了，种地会不会使他丧失无产阶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