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之意。以为说“无可奉告”，就是没有表态，这是错误的。据一项研究表明，65％的人在听到这一词时会认为你实际上已经默认。

    第四，在危机和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涉及危机或事件本身的问题，不能使用“无可奉告”这个词。处于危机中的公众对信息无限渴望，说“无可奉告”，会给人一种冷漠无情和不合作的印象，易丧失公众信任。

    美国著名社论作家、记者杰克·海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如果记者找到你的头上那就很可能是这样），那你就不要指望通过不予合作的办法来隐瞒事实。出于自尊心，大多数记者会日夜工作，就是要把新闻挖出来——即使是从你的尸体上爬过去也在所不惜。”遇上了穷追不舍的记者，领导干部或者新闻发言人的“无可奉告”将失去所有抵挡效用。因此，应对记者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们坦诚沟通，如果确实是自己不知道的，也应该帮助他们联系到有关知情单位。

    1987年参议员戈尔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在一次电视访谈中，主持人问起了他吸食大麻的问题。在众目睽睽之下，戈尔尴尬地沉默了很久。事后，戈尔采取了一个补救办法：和他的助手字斟句酌地拟定了一个讲话稿，发出了自己理性的声音，“如同与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的生活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六十年代是一个变革时期，是一个国家成长、成熟、走出冷战、尽力解决越战问题和找回自己的时期。我们犯了错误，但是我们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作为一个国家和作为一个人，这些经历使我们更加强大。”戈尔发表了这个简短的讲话后，有人认为他会为此断送前程，但很快地，一个参议员和一个众议员也先后承认自己曾经吸食过大麻，舆论释然了，戈尔也获得了成功。

    以前，对媒体提问三缄其口或打定主意不让人听懂自己的话、顾左右而言其他，是西方政要应对记者的常规武器，是公众人物特别是政界要人或者他们的新闻发言人与记者们长期博弈中发明的一件政治技术产品。究其因，新闻的主要功能是传播信息，是一种信息输出活动；而宣传的主要功能是传播观点，是一种观念输出活动。政界要人或代表政府立场的新闻发言人召集媒体，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他们来输出某种观念，而媒体却希望能够充分披露信息。因此，面对媒体的穷追猛打，出于种种目的，公众人物或新闻发言人有时迫不得已就频频用“无可奉告”来应对各路记者。

    当然，过多使用“无可奉告”显然是与“增加透明度，加大信息量”原则相违背的，但也不是绝对不能用。主要看在什么场合，看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无可奉告”，就是对问题“不予评论”、“没什么要评论的”、“没有什么要说的”之意。“无可奉告”这个词虽然现在许多部门发言人或领导干部都很少使用或已不用，但“不予评论”、“没什么要评论的”、“没有什么要说的”之类的表态却是新闻发言人常用的语言，不仅是中国新闻发言人也是外国新闻发言人常用的语言。此外，记者的问题是五花八门的。什么样的记者都有，所以什么问题都可能会被问到。记者既会问一些正面的寻求信息的问题，也可能会问一些无聊和隐私的问题，或者完全就是想刁难一下被提问者。在这种情况下，用“无可奉告”应该说是正常的，并且也丝毫不违背“增加透明度，加大信息量”的原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增加透明度，加大信息量”。

    现在国内有些地方规定面对媒体时不准说“无可奉告”，出发点是好的，是想对各级领导干部起到一种督促作用，但有点绝对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承认问题、缺点乃至错误，接受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其实无损我们取得的成就，无损我们的根本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