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激动地连连点头：“好啊，好啊！”

    （三）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两天后的8月23日上午，法拉奇再次采访邓小平，话题仍像上一次那么尖锐。

    在谈话过程中，法拉奇的问题时常超出想象和预料，比如：“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的身体并不坏。当然还有其他的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到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呢？”

    “你是否能肯定，今后事情的发展更为顺利？你们是否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因为我听说，所谓‘毛主义分子’，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仍然存在。”

    在法拉奇印象中，斯大林一无是处，而赫鲁晓夫则相反。或许是为了拉近和邓小平的距离，法拉奇提出了一个令整个大厅空气骤紧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听到了，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但他爽朗地大笑起来，然后平静地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接着，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他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于是，法拉奇把话题转移到邓小平“两次遭贬”以及受到迫害的历史上来：“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的批准下，您曾经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纠正说：“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毛主席批准的。我这个人经历了三上三下。”他叙说其详：第一次是被王明的左倾路线整下去的；第二次是“文革”初期，林彪和“四人帮”痛恨他；第三次是“四人帮”篡权时又把他打下去。邓小平自嘲性地解释说：“为什么我会三上三下？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

    “您说话心口如一，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一个人经历三上三下而活下来，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仑也只下了一次。当然您不可能同拿破仑比，也不好比。您经历三上三下而复生，有什么秘密呢？”

    邓小平的回答透着直率和诙谐：“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对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法拉奇接着说：“但是毛主席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事。”

    邓小平答：“他是说过这些话。不过毛主席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从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有家长作风，听不得不同意见。他后来确实滋长了不健康的、封建主义的作风。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

    天才总是化繁为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邓小平的回答举重若轻，删繁就简，很少用行话、套话等远离听众的复杂语言。在表达意见，传递信息的同时，也传递给对方“兴趣”。当法拉奇对邓小平当年在江西的生活表现出好奇，并提问：“您在江西都做些什么？”他回答说：“每天劳动两个小时。”

    法拉奇已没有了往日的迷茫，目光透出清冽和坚毅。

    法拉奇又问：“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