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一生热衷于独掌大权的人绝不丢弃手中的权力，何况有许多人靠他手中的权力而拥有权力。这第一步就必须走对，必须稳住和珅，因此他对和珅一味地恭维，解除和珅的警惕。果然，听了永琰的一番话后，和珅竟大大咧咧地坐在那里谈笑风生了，而此时的永琰更如一个小学生一样恭立在那里听着老师的教导。

    和珅告辞出门，心道：“此等孺子书生可玩于股掌之上——”

    永琰心道：“必杀此儿！”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连续刮了许多天的大风骤然停歇，天高云淡，鸿雁南飞。圆明园勤政殿里，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们齐集这里，皇上将乾隆三十八年自己亲笔缄藏置于正大光明匾后已二十二年的传位密旨当众开启，上面写的是：“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乾隆降旨曰：

    “兹于十月朔日颁旨，用是诹吉于九月初三日吉日，御门理事，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将癸已年所定密缄嗣位皇子之名，公同阅看，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用昭付托，定制盂冬朔颁发时宪书，其以明年雨辰为嗣皇帝嘉庆元年。俟朕长至斋戒后，皇太子即移居毓庆宫，以定储位，皇太子生母令懿皇贵妃著赠为孝仪皇后，升祔奉先殿，列孝贤皇后之次，其应行典礼，该衙门查照实例具奏。皇太子名上一字改书‘顒’字，其余兄弟及近支宗室一辈以及内外章（丕(士灬)）标，皆书本字之‘永’，不宜更改。请书缺写一点，以示音同字异而便临文。至朕仰承吴眷，康疆逢吉，一日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驰。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岂非天下国家大庆。”

    按照乾隆旨意，永琰之“永”从此改为“顒”。

    顒琰看了这个圣旨，高兴之余又复忧虑：父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清大端，岂能置之不问”，这实际上是不给我一点实权，我真正成了一个“儿皇帝”。

    和珅听了圣旨，忧虑之余又复高兴：皇上并不只是叫“太上皇”，更是名副其实的“太上皇”，一切军国大事人事大端仍由乾隆帝亲自过问，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次日，顒琰经过一夜的考虑，跪在乾隆面前奏曰：

    “荷沐恩慈，册立臣为皇太子。以臣之材质，抚衷循省，己弗克胜，复奉慈谕，将以来年异政于臣。臣五内战兢，局脊弥日，奏请父皇改元归政事宜，敕停举行。儿臣谨当备位储宫，朝夕侍膳问安之暇，得以禀受至教，勉自策励。”

    同时，和硕礼亲王永恩受和珅之托，率王公、内外文武大臣及蒙古王公等合词奏请皇帝俯顺亿兆人之心，久履天位。

    和珅的意思，大家恭请皇上“久履天位”，虽不能达到目的，但也让顒琰看看王公大臣文武百官们都心系乾隆。这无异是一种示威。

    顒琰怎能感受不到这种压力？他越发认为他刚刚的奏请多么正确。

    鉴于众臣的奏请，乾隆因谕曰：“若因群情依恋，勉遂所请，则朕初心焚香之语转为不诚。汝等毋庸再行奏请。唯朕必躬亲处理一切国事，尔等放心。”

    乾隆更加坚定了自己虽已禅位，但军国大事必亲自处理的既定方针。

    礼部为内禅大典忙碌着。内禅大典对清朝来说是创例，礼部便参酌古制，揆合时宜，尽量定得冠冕堂皇，来满足乾隆帝的心意。一直到大年三十，才把大典的礼仪制定好，并交于乾隆帝圣裁。乾隆见定得得体尊崇，随即批准照行。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1796年），正是鸡鸣时刻，夜幕还笼罩着大地，太和门太和殿使张灯结彩，一片辉煌，太和殿比以往更显得巍峨庄严。太和殿正中的御座前，设皇帝拜褥，东楹设香案，上陈“传位诏”；西楹设表案，上陈传位贺表。宝座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