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左”倾领导者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从不苟同和妥协。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是刘志丹等同志坚持走中国革命道路的胜利成果。

    第三，坚持在实践中探索不停止。陕甘边和陕北地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我国北方唯一开展“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斗争的地方。这里，不仅在四周有白色政权的包围，而且远离党中央和开展武装斗争较为活跃的我国南方，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经常迟到甚至收不到，加之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也有“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因此，刘志丹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带有很强的选择和探索的性质。他们以创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先导，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创建寺村塬、照金等根据地政权的摸索实践，最终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又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仅存的根据地，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贡献。

    三、在刘志丹的统领下形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坚持中国革命道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在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同时，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34年夏秋，陕北游击战争已经发展到延河流域，陕甘边的游击战争则推进到洛河川。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之间相距不足百里，西北革命形势出现了统一的趋向。1935年1月，经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建议，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北上陕北，到赤源县（今子长县）水晶沟灯盏湾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统一陕北与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领导等问题，达成共识。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的党和军队。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会议确定了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并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西北工委和军委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和西北根据地的形成。从此，西北革命斗争向更高阶段发展。

    1935年春，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蒋介石极度不安，急调驻河南的高桂滋部八十四师及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约5万人，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此时，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主力还只有4000余人，游击队也不过3000余人。面对这种形势，西北工委和军委同意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多数同志的意见，部队向南发展，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为一片。刘志丹亲自为西北军委起草了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根据地党政军民立即投入战斗。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从1935年1月15日南沟岔战斗开始，到8月21日定仙嫣战斗结束，历时半年多，红军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六座县城，消灭敌人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武装3000余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子弹数十万发。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实现了陕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的统一，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陕北地区，国民党当局只能控制一个完整的榆林县和绥德、米脂、神木、府谷、横山、延安等县城，广大农村基本上都成了红色区域，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形势。

    在第二次反“围剿”接连取胜之际，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穿越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长征快要到达陕北的时候，1935年7月，蒋介石又调兵遣将，部署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自任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