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支持南方政府的平叛斗争。

    宋庆龄还是要保护好，孙中山在心里对自己说。哪怕自己殉党殉国了，也不能叫庆龄陪着殉难。宋庆龄却不肯走，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还能离开先生？我跟先生在东京结婚的时候先生送我的结婚礼物是什么？这时候宋庆龄便摸出了一把精巧的毛瑟手枪，问孙中山说你还认识它吧？你七年前把它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一把毛瑟手枪，二十粒子弹，十九粒为敌人准备，最后一粒，在危机时分，留给自己！”是你说的吧？现在就是危机时刻了，先生，我必得与你同生死！

    孙中山当然认得这把手枪，他很为自己的妻子感动，但他软硬兼施，说了一番又一番的道理，最终逼使妻子离开军舰赶赴上海。上海还是很重要的，很可能是东山再起的地方。

    平叛的日子又紧张又难熬。激动、无奈、失败、恐慌等情绪日甚一日地弥漫于永丰舰的甲板。孙中山在白天还是精神抖擞，眼角眉梢方寸不乱，虽说现在属于他的国土只是脚下的这几块不大的甲板，但是他明白，统帅的威仪与镇定，在历史紧急时刻乃是要务；而在深夜，在密闭的亮着圆形舱灯的卧舱里，他却忍不住地怒火中烧，他的一双近乎痉挛的手一遍遍地抓击着铁制的床档。

    “陈炯明啊，你这个叛逆贼子！”

    铁床档子被撕揪得哗哗直响，像是一阵又一阵的金属的碎雨。

    就在孙中山于珠江江面悲愤地揪着床档的这一夜，远在上海的一家法国医院里，一位来自中国云南省的中年汉子，也在痛苦地敲击着床档。这两个人内心受煎熬的剧烈程度，几乎是相同的。

    中年汉子的双手摇晃床档，这种摇晃是如此猛烈，以至于整个铁床都哗哗地响起来。女看护出现了，是奔跑着赶过来的。

    “怎么了？”她弯腰凝视着这个大汗淋漓的病人。她不知道这个病人原先是滇军的少将旅长，还当过云南省警察厅的厅长。

    朱德呻吟着说：“没事，你，你给我出去。”

    “要不要喝水？”

    朱德突如狮吼：“出去！我没事！”

    女看护赶紧退出病房，拉上门。她从门缝里看见病人在继续挣扎，她这一刻真的是不忍心，便对着门缝大声说：“你要挺住，先生，戒鸦片烟，真的如过刀山下火海一样啊。”

    豆大的冷汗流在朱德的下巴上。朱德觉得有一大群麻麻辣辣的虫子蠕动在他的肚子里和血液中，他的五脏六腑此刻似乎都是虫子的食物。

    女看护大声说：“有事，请叫我。”

    朱德痉挛的手继续拗住床档，像是要折断它。

    另一个女看护一路小跑而来：“病人怎么了？”

    门边的女看护叹着说：“这人不是病人，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这个三十六岁的真正的男人果然在上海圣公医院治愈了由戒鸦片引起的后遗症，大夫和女看护在分别时分都警告他要小心复染，他只笑笑，复染？笑话！那还叫男人？没有这点毅力，他能甩了“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山头？没有这点毅力，他能遣散所有的姨太太？没有这点毅力，他能强制自己告别鸦片烟？

    要开始过一个男人的真正的生活，做这些都是必然的。麻烦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寻找同党。单个的人是不能救中国的，须有朋党，这道理他懂，所以他开始到处找共产党。他看了一些小册子，觉得唯有这个政党，能像俄苏一样，代表工农大众的利益，能治疗这个几乎不可救药的国家，就如他自己发狠心，治愈了自己的几乎不可救药的顽症一样。满上海找，找了一圈，没找着，他又买了火车票去北京找，京城找了一圈，报社跑了，书店也跑了，但是谁也不知道哪里有共产党，朱德于是又返回上海，七月中旬之时，他终于打听到了陈独秀先生在霞飞路老渔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