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因为向国外移民使劳动变得更贵了。”

    因此，在这里，高地租和低工资完全是一回事。只要土地价格的水平取决于这个使地租增加的情况，土地价值的提高和劳动的贬值就是一回事，土地价格的昂贵和劳动价格的低廉就是一回事。

    法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租价上涨了，因为面包、葡萄酒、肉类、蔬菜和水果的价格上涨了，而劳动的价格却保持不变。如果老人们查看一下他们父辈的账目，——这将把我们带回到大约一百年以前，——他们就会发现，当时法国农业地区一个工作日的价格，正好和现在一样。肉类价格从那时起却上涨了两倍……谁是这种变化的牺牲者呢？是租地的所有者富人，还是耕种租地的穷人？……租价上涨，是公众不幸的证明。”(莫·律比匈《法国的和英国的社会结构》1837年巴黎第2版第101页)

    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地租一方面是平均利润扣除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平均工资扣除的结果：

    前面引述的地产经理人和农业技师摩尔顿说：人们在许多地方已经注意到，大租地农场的租金，比小租地农场的租金低，因为“同后者的竞争，通常比同前者的竞争更激烈；并且因为小租地农民除了农业外，不大可能从事别的工作。他们由于必须找到合适的工作，而往往被迫同意支付他们明知过高的租金”。(约翰·洛·摩尔顿《地产的资源》1858年伦敦版第116页)

    但是，在他看来这种差别在英国正逐渐消失，他认为，正是小租地农民阶级的向国外迁移，大大促进了这一点。同一个摩托车尔顿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租地农民自己的工资，显然有一个扣除部分加入了地租，他所雇用的人的工资更是如此了。在那些不能使用双马犁的不到70至80英亩(30至34公顷)的租地农场，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租地农民不象别的劳动者那样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勉地劳动，他就不能靠他的租地农场生活。如果他把工作交给他雇的人去做，而自己只从旁监督，那末，他很可能马上就会发现，他将无力支付自己的地租。”(同上，第118页)

    摩尔顿由此得出结论说：如果一个地方的租地农民不是很贫穷，租地农场就不应少于70英亩，这样，租地农民才养得起两匹到三匹马。

    莱昂斯·德·拉维涅先生(研究院院土和中央农业协会的会员)表现了非凡的才智。他在其《英格兰的农村经济》(根据1855年伦敦版英译本引用)一书中，就牛(牛在法国干活，在英国不干活，因为已被马取代)的年收益，作了如下的比较(第42页)：

    法国英国

    牛奶……400万镑牛奶……1600万镑

    牛肉……1600万镑牛肉……2000万镑

    劳动……800万镑劳动……—

    2800万镑3600万镑

    但是，根据他自己的材料，英国所以有较高的产值，是因为英国的牛奶价格比法国贵一倍，而他假定两国的牛肉价格是相等的(第35页)；因此，如果英国的牛奶产值缩减到800万镑，那末，总产值也要缩减到2800万镑，和法国一样。拉维涅先生竟把不同的产量和价格差额同时列入他的计算，这确实是有点过分，因此，当英国某些物品的生产比法国更昂贵(这充其量表示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得到更大的利润)时，这竟被看作英国农业的一个优点。

    拉维涅先生不仅熟悉英国农业的经济成果，而且也相信英国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偏见。他在第48页中证明了这一点：

    “种植谷物通常有一个很大的害处……它会使种植谷物的土地枯竭。”

    拉维涅先生不仅认为其他植物不会造成这种后果，而且他还认为饲料植物和块根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