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禘者，宗庙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为十诘十难以非之。书奏，不报。乃罢高祖，以景皇帝配。明年旱，言事者以为高祖不得配之过也。代宗疑之，诏群臣议。太常博士独孤及议曰：“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颛顼而郊鲧；缵禹黜夏，汤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太祖景皇帝始封于唐，天所命也。”由是配享不易。呜呼，礼之失也，岂独纬书之罪哉！在于学者好为曲说，而人君一切临时申其私意，以增多为尽礼，而不知烦数之为黩也。

    古者祭天于圆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类也。其方位既别，而其燎坛、瘗坎、乐舞变数亦皆不同，而后世有合祭之文。则天天册万岁元年，其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睿宗即位，将有事于南郊，谏议大夫贾曾议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也。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国子祭酒褚无量、司业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是时睿宗将祭地于北郊，故曾之议寝。

    玄宗既已定《开元礼》，天宝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是时，神仙道家之说兴，陈王府参军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丹凤门。”乃建玄元庙。二月辛卯，亲享玄元皇帝庙；甲午，亲享太庙；丙申，有事于南郊。其后遂以为故事，终唐之世，莫能改也。为礼可不慎哉！

    夫男女之不相亵于内外也，况郊庙乎？中宗时，将享南郊，国子祭酒祝钦明言皇后当助祭，大常博士唐绍、蒋钦绪以为不可，左仆射韦巨源独以钦明说为是。于是以皇后为亚献，补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以执笾豆焉。至德宗贞元六年，又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为终献。

    《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无其制度，故自汉以来，诸儒之论不一，至于莫知所从，则一切临时增损，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于布政交神于王者尊严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与古同？然为之者至无所据依，乃引天地、四时、风气、乾坤、五行、数象之类以为仿像，而众说变不克成。

    隋无明堂，而季秋大亨，常寓雩坛。唐高祖、太宗时，寓于圆丘。贞观中，礼部尚书豆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议：“从昆仑道上层以祭天，下层以布政。”而太子中允孔颖达以为非。侍中魏征以谓：“五室重屋，上圆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虽异，而以为如此者多同。至于高下广狭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秘书监颜师古曰：“《周书》叙明堂有应门、雉门之制，以此知为王者之常居尔。其青阳、总章、玄堂、太庙、左右个，皆路寝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带弓蜀，礼高禖，九门磔禳，国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与《月令》合，则皆在路寝也。《大戴礼》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庙也，此奚足以取信哉？且门有皋、库，岂得施于郊野？谓宜近在宫中。”征及师古等皆当世名儒，其论止于如此。

    高宗时改元总章，分万年置明堂县，示欲必立之。而议者益纷然，或以为五室，或以为九室。而高宗依两议，以帟幕为之，与公卿临观，而议益不一。乃下诏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黄琮，上设鸱尾，其言益不经，而明堂亦不能立。至则天始毁东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淫侈，无复可观，皆不足记。其后火焚之，既而又复立。开元五年，复以为乾元殿而不毁。初，则天以木为瓦，夹纻漆之。二十五年，玄宗遣将作大匠康灊素毁之。灊素以为劳人，乃去其上层，易以真瓦。而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圆丘。

    《书》曰：“七世之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