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严宪，屈指计归，张颐待饲，师一挫伤，则乘其危桡，布路东溃。平居殚资储以奉浮冗，临难弃城镇以摇疆场。其弊岂特无益哉？谪徙之人，本以增户实边，立功自赎。既无良之人，而思乱幸灾又甚于戍卒，适有防卫之烦，而无立功之益。虽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帅臣身不临边，而以偏师戍守。大抵士之犀锐，悉选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冲，寇至而不支，则劫执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闻之，虏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谓措置乖方。一失也。

    赏以存劝，罚以示惩，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譬輗軏所以行车，衔勒所以服马也。今将之号令不能行之军，国之典刑不能施之将，上下遵养，以苟岁时。欲褒一有功，虑无功者怨，嫌疑而不赏；欲责一有罪，畏同恶者竦，隐忍而不诛。故忘身效节者抵噪于众，偾军缓救者畜奸不畏，褒贬称毁，纷然相乱。公者直己不求诸人，则罹困厄；奸者行私苟媚于众，则取优崇。此义士勇夫所以痛心解体也。又如遇敌而守不固，陈谋而功不成。责将帅，将帅曰资粮不足；责有司，有司曰须给无乏；更相为解，而朝廷含糊，未尝究诘。故抱直者吞声，罔上者不惭。驭众若此，可谓课责亏度。二失也。

    以课责之亏，措置之乖，将不得竭其才，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无施战阵，虏常横行，以谓境无人焉。吏习其常，惟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则又调发益师，无裨于备御，而有弊于供亿。闾井日耗，敛求日繁，倾家析产，榷盐税酒，无虑所入半以事边。制用若此，可谓财匮于兵众矣。三失也。

    今四夷最强盛者，莫如吐蕃。举吐蕃众，未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内虞外备与中国不殊，所以能寇边者无几。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趋敏。动则中国慹其众不敢抗，静则惮其强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节制多，而彼之统帅一也。且节制多，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尪，众失为弱。开元、天宝时，制西北二蕃，则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尚虑权分，或诏兼领之。中兴未遑外讨，则侨四镇隶安定，以陇右附扶风，所当二蕃，则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以关东戍卒属之。虽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贼泚乱以诱泾原，怀光反以污朔方，则分朔方为三节度，其镇军且四十，皆特诏任之，各有中人监军，咸得相抗。既无军法临下，莫能禀属，边书告急，方使关白用兵，是谓从容拯溺，揖让救焚矣。兵以气若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戍，势弱气消。建军若此，可谓力分于将多矣。四失也。

    治戎之要，在均齐而已。故军法无贵贱之差、多少之异，所以同其志、尽其力也。被边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角所能则习，度所处则危，考服役则劳，察临敌则勇，然衣禀止于当身，又为家室所分，居常冻馁。而关东戍士，岁月更代，怯于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禀优厚，继以茶药，资以蔬酱。丰寡相县，势则远甚。又有以边军诡为奏请遥隶神策者，禀赐之饶，有三倍之益。此士类所以忿恨，经费所以褊匮。夫事业未异，给养顿殊，人情所不甘也。不为戎首，已可嘉者，况使协力同心，以攘寇难，臣知有所不能焉。养士若此，可谓怨生于不均矣。五失也。

    凡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见要领。须某甲兵，藉某参属，用若干步骑，计若干资粮，何所列屯，何时成功，观其言，校其实。若曰不足取，当艰之于初，不宜诒悔于后也；若曰可任，则当要之于终，不宜掣肘于内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拔选，端拱于委任，然后核否臧，信赏罚，受赏者不为滥，当罚者不敢辞，付授专则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将者，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