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尤斯拼命追赶，徒然地想把它抓住。他连喊几声“我的灵魂，我的灵魂！”随即一命呜呼。

    以后，这位作者在颂扬科学的同时，同样不时地插入一些感想或事件，提醒我们谨记人类的能力是有限度的，通过自身的努力，固然可将这些界限扩大一点，但这些界限毕竟还是存在。

    必须承认，他在这篇寓言中相当激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这种激烈性暴露了他的内心斗争。他对科学进步的赞赏跟他的宗教信念发生了冲突，他把自己如此重视人类的知识视若一种内疚。随着他对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化，这种冲突逐渐模糊了。“科学使世间万物向它靠拢，而无需追溯产生最初原理的无限源泉。”25岁时，他之所以为这种跟对科学的自豪感相拂逆的冲突所困扰，乃是因为他尚未很好地把握住科学研究的意义，以及他处于实证主义与理想主义不能和睦共处这样一个时代。

    这个怪异故事是一份起诉状，当然主要地不是针对科学，而是针对科学对某些人可能产生的迷恋。这种人给科学赋予各种狂妄的野心。虽然他新近获得的知识对形而上学产生某种反响，但我们对此不必大惊小怪；科学的遥远目标是给人类对宇宙的斗争和对起始原因的探求带来一点光明；但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只因爬了几级便自炫已到达阶梯的顶部，这无疑不会有什么积极意义。科学乃是一只名副其实的达娜依特的酒桶①。上世纪末的科学主义变得渐渐模糊，现代的唯物主义流派本身也比其兄长要谨慎得多。一般说来，各种流派依然存在，但仅代表各种思想倾向而已；人们不再对用权威口吻作出的肯定感到满意。1854年，各学派之争更为尖锐，给扎夏里尤斯提出的要谦虚的教训也许不是无益的。我们这位家所走的正是这条路；人类必须主宰压抑着自己的大自然。人类所遭遇的悲剧将成为他的基本主题，他将通过想象出来的例子去阐明这个主题。

    ①据神话记载，达那俄斯的50个女儿（1个除外）在新婚之夜谋害亲夫，受到惩罚，给她们1只无底桶，不断装酒。

    巴黎歌剧院的年度停演即将临近，1854年5月31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他热切盼望离开使他感到厌烦的这个歌剧院”。

    这种语言使人看出，他对戏剧的热情正渐渐减退；事实上，他在信中还说到他“更多地是在学习，而不是在工作”。他第一次暗示为使自己的知识臻于完善而作的努力，而区他还提出了证据，“因为我发现了一些新的体系。”由此可以推算出，他把勒-布拉兹先生向我们谈到的这个新的领域纳入文学的计划是1854年。

    他给父亲寄去了一个独幕诗体剧的剧本让他审查，并告诉父亲，在巴黎歌剧院停演期间，他在奥德翁歌剧院和甘纳斯剧院所作的尝试，但他并没忘记“第二篇关于在北极冰川上过冬的文章”即将发表。1851年，而不是如人们普遍所说的1854年，他到敦刻尔克去探望他舅舅奥古斯特-阿洛特-德-拉-菲伊。在注明7月27日的一封信中，他的确把这次旅行告诉过他母亲。这封信曾提到1851发表在《家庭博览》上的两篇文章《墨西哥海军的首批舰队》和《乘坐气球旅行》，因此年份应为1851年，而不是1854年。

    敦刻尔克“这个完全属于荷兰的小海港”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但尤其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北部大海给他产生的印象。

    在这个海岸上，夹杂淤泥的浪涛呈铅灰色，因而使旅客大失所望，但这个地区的陰郁气氛和这片大海的严酷景象却为他提供了想象的养分。怀有敌意的大海非但没使他感到扫兴，反而唤起他内心的深沉回响；他的幻想把他带到与北冰洋和神秘的冰川相接的这片蓝色的海洋之外。后来（1875年），他给尤其喜欢地中海沿岸阳光明媚的迷人景致的赫泽尔写信说，他喜欢多雾景色那种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