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人也变得更难以捉摸了，真是“楚客莫言山势险，世人心更险于山”！

    李、白二人劝黄无效，只得怏怏而返。他们回到广州，开了几天会，又和陈济棠在颐养园密谈了几次，无非是为了巩固自身地盘，攫取更大的权益，进行多方活动。忽一日，张发奎突然由上海南返，到广州来找李、白。原来，当粤、桂合作，准备开府广州时，白崇禧、张发奎由南宁到广州，劝陈济棠和古应芬，应请汪精卫来粤主持大计，白说：“目前和蒋对抗，胡先生还未回来，汪先生正在香港，唯有争取汪的合作，才能增大我们的号召力。”张发奎在政治上本来是依靠汪精卫的，汪能到广州来主持大计，自然对己有利，因此要求亦更为迫切。古应芬是胡汉民的心腹，深知胡、汪之间明争暗斗，势难合作。而汪在胡被扣之后，又在香港发表了一番对蒋、胡各打五十大板的谈话，为此以古应芬为首的胡派对汪更为不满，本不拟请汪来广州合作，但见白崇禧、张发奎力主请汪，古应芬生怕拒汪而引起粤、桂联盟的破裂，因此只得请白、张赴港迎汪来粤。

    却说汪精卫自从北平扩大会议被迫散伙之后，跑到山西太原依附阎锡山，备尝“雁门关外度重阳”的萧条与苦闷。后来阎锡山下野，他只得又跑到香港来等待机会。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后，两广正在酝酿反蒋，汪精卫心里暗喜，他估计此时蒋介石不来请他，两广实力派也会派人来请他的。只要天下大乱，对汪精卫才会有好处，他盼乱，就象久困池塘的鱼，盼望暴风雨一样。汪精卫之才，实是乱国之才。有人将“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句戏改为“国家不幸汪家幸”赠汪。

    这天，果然他见白崇禧和张发奎联袂来请，便惺惺作态说道：“健生兄，向华兄，你们还是让我好好休息吧，我正准备赴巴黎住尽年，这些年也实在疲乏厌倦了。你们要反蒋救胡，你们干去吧，展堂先生这个人啊，他是自食恶果，假若当初他不到南京去倡导什么五院制，又何至于今日为蒋之阶下囚呢？”

    汪精卫唏嘘一番，很有些看破红尘的味道。张发奎见他的后台老板不肯出山，便急得叫喊起来：“汪先生不到广州，我们根本就没有出路，因为我们不需要跟陈伯南搞什么合作！”

    白崇禧也说道：“汪先生到广州，我们将予以全力合作，希望汪先生领导我们进行第二次北伐。”

    汪精卫见白、张手上握有实力，请他赴粤又出于至诚，便叹道：“古人云：‘同明相见，同音相闻，同志相从’，二位都是北伐名将，欲为国家建功立业，兆铭虽然无拳无勇，但孙总理在病榻前留下的遗言犹在耳畔，好罢，我就跟你们走一趟。”

    白、张请注固然出于至诚，岂料广州实权是操在陈济棠和古应芬手上，汪精卫到了广州，虽然没有吃闭门羹，但却被扒掉“皮肉”，只剩得一身“骨头”，陈济棠和古应芬只欢迎汪精卫一人入粤，对汪手下的大将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等却拒之门外。汪精卫心里明白，也不计较，一到广州，逢人便说：“过去我和胡先生政见不合，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大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汪精卫虽然说得慷慨堂皇，但背地里却命陈公博、顾孟余到上海活动，与蒋介石暗拉关系，看看哪头肯出高价，他便往哪头跑。汪到粤不久，粤方反蒋非常会议召开，产生了党、政、军领导机构。由于胡汉民还被囚于双龙巷，论在国民党中个人的资历，应该以汪为首席，但陈济棠、古应芬等胡派人物不愿为汪抬轿，也考虑到胡汉民有一天会回来，因此就决定各领导机构采用常委制，不设主席，由各常委轮流主持工作。汪精卫在广州国民党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两个机构中均为常委，与孙科、邓泽如、邹鲁、李文范、古应芬、唐绍仪、许崇智等七人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