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李宗仁来，而对于蒋介石，却无多大好感，司徒雷登暗自一惊，这才决定去中南海与李宗仁晤谈。

    “李先生，我想我们之间一定会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作为朋友，我可以帮助您。”司徒雷登微笑着，即使是对最憎恶的人，他也会报以真诚而慈祥的微笑，也许这便是上帝的胸怀。

    “大使先生，我目下最需要您帮助的大概只有两件事。”李宗仁用政治家的微笑回答司徒雷登那上帝般的微笑。

    “愿闻其详。”司徒雷登脸上的微笑依然是那么亲切真诚，但他内心却在嘀咕着，感到某种失望，因为李宗仁如此迫不及待地有求于他，可想而知，这是个比蒋介石更没骨气的人。

    “大使先生回南京后，请向蒋委员长进言，一是让我李某人回广西解甲归田；一是对于各地学潮切勿施以镇压。这两点如能完全实现，对大使先生我真要感恩戴德了！”李宗仁说道。

    司徒雷登心中一愣，他实在没料到李宗仁会向他提出这两点要求，他开始对李感起兴趣来了。但是多年在中国政界和知识界获得的经验提醒他，一些精明的中国人往往会使用以退为进的手段。他也怀疑李宗仁会向他使用这种中国传统的计谋，但这却并不降低他对李宗仁的兴趣。

    “李先生，说到学潮问题，我自认颇有发言权。记得蒋委员长去年曾在南京问过我：有什么办法应付国内的时局？我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为了应付中共的挑战，除了加强军事攻势之外，你本人应当领导一次新的革命运动。这样做，就可以把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集合到你的周围，有他们作你的义务宣传员，你就可以挽回正在衰败中的公众威信，再一次成为民族意识的象征。我特地提醒他：‘这是战胜共产党威胁的唯一途径！’可是后来……嗯！”

    司徒雷登做了个表示遗憾的手势，但脸上的微笑还是那么富有魅力。他又说道：“蒋委员长们不知道，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主要是由于生活上困难和精神上失望才变得激烈和想要革命的。把这一切都归之子共产党的策划而试图用野蛮的武力来消灭它，这只能是火上加油！”

    李宗仁听了，心中隐隐一动，他觉得他与司徒雷登之间也许要比和魏德迈之间的共同语言更多一些。这些年来，他呆在北平，和教授们来往多了，对于各个大学的事，耳闻目睹的自然不少，他听司徒雷登说到这里，忙说道：“大使先生对待青年学生，诚如父母，对待学潮一向宽容。我曾听‘燕大’的教授说过先生对待学潮的态度和做法，给我以极大的启迪。”

    “啊！”司徒雷登那慈祥的脸上第一次显出激动之情。五·四运动时，席卷故都的大学潮也涉及到了刚建校不久的燕京大学，别的传教士都主张对教会学校参加学潮的学生进行镇压，司徒雷登则力排众议，表示对参加学潮的学生要同情，爱护。他意味深长地说道：“耶稣率领门徒渡海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治愈一个白天黑夜在山中和坟茔里嚎叫的病人。这人病好之后，便将这事在低加波利传扬开来……”

    几十年来，故都北平的学潮风起云涌，中国的当权者们一次又一次地用刺刀、警棍、机关枪将其镇压下去，北平的街头，一次又一次地洒下青年的热血，那愤怒的呐喊震撼着古老衰弱的中华大地，激起多少仁人志士的觉醒和抗争。然而，几十年来，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在迭起的学潮中，却大都能循规蹈矩，这便是司徒雷登运用那句《圣经》中的格言所获得的奇妙结果。“九·一八”事变时，举国沸腾，北平的学生自然又涌上街头，游行示威罢课，弄得当局焦头烂额。在此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也不甘沉默，他们奋起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眼看学生们将变成失去控驭的辕马，校长司徒雷登却不慌不忙地加入到集会的学生队伍中，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大骂日本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