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人们就对这个失去兴趣了。”

    “他们失去兴趣是因为没有人使他们保持兴趣。外面”——范·伯伦挥动手臂指着会议室外面广阔的世界——“外面的新闻界和公众认为一次电力短缺是一个今天有明天无的短暂问题。几乎没人考虑到电力短缺的长期影响，而我们知道这些问题越来越迫切了——生活水平的严重降低、工业的混乱、灾难性的失业。什么也无法改变这种外界的无知想法，除非我们使它改变。”

    负责金融的执行副总裁夏利特·安德希尔是在座的另一名妇女。她问道：“你怎么能使别人改变想法呢？”

    “我来回答，”尼姆·哥尔德曼把铅笔往桌上一摔说。“一个办法就是把真实情况喊出去——有啥说啥，不隐瞒真相——大喊大叫，持之以恒。”

    雷·波尔森讥讽地说：“换句话说，你想一星期上四次电视，而不是两次？”

    尼姆没理睬这句插话。他接着说，“我们应该作为一项公司的政策，宣布这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问题：上星期我们的高峰负载是二千二百万千瓦，而且需求量正以每年一百万千瓦的速度增加。假设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三年之内我们将缺乏储备，四年之内我们就要一无所有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回答是：我们没办法。任何一个白痴都能看出即将发生的情况——从现在起三年之后，每次天热都要停电；六年之后，夏季每天都要停电。我们必须建造几部新发电机，我们也必须告诉公众如果不建造的话，后果将是多么严重。”

    大家沉默不语，然后范·伯伦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讲的句句是真话，那为什么不这样说呢？下是期就有个机会。尼姆已约定了要上星期二的《祝君晚安节目》，这套节目观众很多。”

    波尔森哼了一声。“太不凑巧，我那天晚上要出去。”

    “我认为我们根本没必要那么直截了当，”夏利特·安德希尔说。“我必须提醒大家我们已递交了一份申请，要求增加电费，而我们亟需那笔额外收入。我不愿看到我们得到这笔收入的机会受到危害。”

    “坦率大有可能增加我们的机会，”范·伯伦说，“而不是减少机会。”

    金融副总裁摇摇头。“我可没把握。还有一点，我认为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声明，如果要发出的话，应由董事长发出。”

    “我正式说一句，”埃里克·汉弗莱和蔼地插话说，“他们要我上《祝君晚安节目》，我委托给尼姆了。他干这种事情好象很不错。”

    “他会干得好得多，”公众关系副总裁说，“如果我们授给他全权发出一些开门见山的警告，而不是老搞‘温和路线’的那一套。”

    “我仍然赞成一条温和路线。”这次讲话的是弗雷泽·芬顿，他有总裁的头衔，虽然他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公司的煤气生产，芬顿身材瘦削，秃顶，是个清心寡欲的人，也是一个老手了。

    “我们大家，”他接着说，“并不都接受你对前景的悲观看法，特斯。我在这家公司里干了三十四年了，见到过许多问题都解决了。我相信我们总可以想办法解决发电量不足……”

    尼姆·哥尔德曼插进来说：“怎么解决？”

    “让我把话讲完，”芬顿说。“我想说的另一点是关于遇到反对的问题。现在我们做任何事确实都会遇到有组织的反对，不管是建设更多的电厂，增加电费，还是给股东一笔象样的股息。但我相信，起码大部分的反对意见和用户第一主义会自生自灭的。这是一时的风尚。那些反对的人最后自己也会搞厌了，到那时我们就回到老办法去，我们公司和其它公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讲话应继续保持温和路线，不要无谓地惊扰公众，从而自找麻烦，挑起对抗。”

    “我完全同意。”斯图尔特·艾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