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七

    二

    张登是一个很大的镇店。虽然距离保定只有三十多华里，但却完全处于八路军一支敌后武工队的控制之下。中共保定工作委员会的前站组织就驻在这里。他们有肖英领着，很快找到这个组织，接上了关系。

    他俩被安置在离张登五里地的一个小村。中共保委会就设在这里。脚趾受过伤、脸上有点浅麻子的丁德新书记，和蔼可亲地跟他们做了几次有关工作和生活安排的谈话。之后，按照组织必需的规定，他们要在这里进行一段学习，以提高他们时事政策水平，同时为了保密的需要，让他俩有半个月的时间，和外界隔离，足不出户，闭门学习，有专人给他们送水送饭，他们只在傍晚或天黑之后，才在紧闭的独门独院里出来散散步，透透空气。这是防止有熟人或敌特把他们认出来。这倒反成了他俩一个很好的休息与学习的机会和环境。这里距离清苑县的南大冉村很近，那儿有很好的地道，所以即使驻扎保定和高阳的敌人出来做临时短期的“扫荡”和讨伐，也不至于无处转移没法藏身。每天能够看到敌人隔一两天的报纸，还能读到从无线电波传送来的较新的社论、中共中央指示的记录稿，这使李大波和方红薇尤为兴奋。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①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②这些重要的文章，他们就是在这里一遍一遍精读的——

    ①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发表于１９４２年９月７日。

    ②这也是毛泽东同志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发表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２日。

    李大波最喜欢研究理论，更何况这是指导革命行动的政策性指示，他在长途转移的大“扫荡”之后，竟能在这样安静的环境里聆教这些指南性的文章，真使他欣喜若狂。按照他一向的习惯，他总愿意引出重要的段落加以探讨。

    “你听着，红薇，”李大波用二拇指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文章上划着一段文字，“这里这样写着：‘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而第五年以后的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抗日的第五年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文章又说，‘我们要争取两年打败日寇。这两年将是极端困难的两年，它同抗日的开头两年和中间两年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个特点，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事先看到。如果他们不能事先看到，那他们就只会跟着时间迁流，虽然也在努力工作，却不能取得胜利，反而有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的危险。’红薇，这文章使我们明确两点，第一，就是认识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清醒地把握船舵，绕过这个暗礁。我们这次进保定做敌工，一方面是运送必要的器械和药品、染料，另一方面我们自力更生，也可以减轻根据地的负担，你说对不对？”

    “是的，我们俩都应该谋得职业，不要拿一分钱边币①。”

    红薇也那么兴奋地说，“那第二点是什么呀？”

    “第二点么？那就是党中央明确提出再用两年的时间战胜日寇。想想看，红薇，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到今天，我们已渡过了多少险滩和暗礁！而现在，只需要再熬两年就达到光明的彼岸了，如今，确实是‘黎明前的黑暗’，可是，再用两年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迎接胜利的曙光了！这个判断②真让我心里高兴啊！”

    学习使他们越来越情绪高涨，红薇受到的震动更强烈，本来隐藏在她心里的那种不愿到敌占区大城市去做敌工的想法，也在这种兴奋的情绪中涤荡得无影无踪了。“是我不好，不该在内心深处总是留恋农村、根据地而对敌工工作抱有成见。”她边读文章边在心里这样偷偷自责着——

    ①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