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一、“为什么你要建议成立‘俄语专修馆’？”

    二、“为什么你要把俄专的教室、图书馆、食堂等处的名称都用俄文写成？”

    三“你任用过你的私人吗？”

    四、“张锡祷是怎样到俄专的？”

    我说：“你们太辛苦了。”看守人员在门旁听着，也忍不住鄙夷地一笑，并催促他们快点收场。其实他们并无意弄清任何问题，只不过出于好奇，找借口来欣赏这座“高级监狱”而已。

    前后审问过我的，不下百十人。但真正有自己头脑的，充其量不过一二人，其余全是稀里糊涂给人当棍子。

    自1972年起，由一个青年战士专管二楼犯人，他20多岁，一口胶东话，有时同我聊聊，问长问短，表示对我很关心，我也表示愿意帮他做点什么，于是他告诉我，他们学习抓得很紧，但常遇到困难，特别是有些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句，既不知道它的出处，又不能深解其意，像此类问题，想来问问我是否可以？我十分高兴地满口答应：“只要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从此，他就有时带着问题来找我进行探讨。研究过三四次以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他做的事情？他说图书馆的《马恩全集》全都需要包上书皮，以防损坏，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我的答复当然是肯定。于是他把书和必要的用具陆续送来。我花了几天功夫，把两套《马恩全集》几乎全部包上了书皮，并题写了书名。他很满意，对我也更关心了，有时我想吃青椒、葱、辣椒、盐、蒜、酱油、醋等等，他都想方设法给我弄来。有时厨房没有辣椒，他竟到狱外向群众讨要点来。我很感谢他，我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真诚的友谊，而我的身体也迅速肥胖起来。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5月的一天早晨，这位青年招呼我收拾行李。我知道这是要释放我，因为在押犯人己有许多人出去了。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出狱。他让我把公物全部整理出来，只带属于我私人的东西，那条大棉被，是监狱发的，但归个人所有了，他极力劝我带上，并动手替我包装。但是我想的是：“把一切屈辱的痕迹都留在这里”，所以坚决不要。现在想起来，也许他是对的，我没有留下半点铁窗的“纪念品”。他把我的行李搬到监狱的大门口，装上汽车，然后站在高台上……我们的友谊再深，此时此地，他却不能挽留。他表情凄惨，心事重重地向我再三招手送别；我也同样，几回首……

    在监狱的十多年中，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拿我自己的俄文版《列宁全集》对照狱中图书馆的中文版《列宁全集》，从头至尾校对了一遍。开始时，由于管理人员不懂俄文，不知道我在看什么，所以不许我看，当我向他们解释这是《列宁全集》时，便没有理由禁止我了。我发现第28卷以后的各卷误译甚多，有的我批在书上，有的作了记录。出狱后把我的意见告诉了编译局。

    重见天日痛定思痛

    十几年与世隔绝，社会和家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人们的观念和语言的变化。我只要开口讲话，孩子们就笑我，别人也瞪着奇异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个外星人，是个怪物，这是后话。

    再说我虽从监狱出来了，但“案子”并没有了结，而是移交给公安部第一专案组继续审理结案。我呢？仍旧被流放到陕西扶风，在扶风又呆了三年。

    在这三年中，给我的案子做了五六次结论，主要是办案人员想不开，总不愿意这十几年白辛苦，于是纠缠不休。然而谎言终归不能成为事实！他们起草的“结论”上的胡言乱语一个一个被否定之后，只剩下一个费德林，死抓住他不放，把他作为我“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特务”的罪证，坚持要写在结论中（费德林和尤金一样是毛主席的客人，也是同我一起翻译《毛泽东选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