弼时这个靠山，他是难以应付下去的。从哪方面冲击他、搞倒他，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我那时认为：“你算什么算命先生？”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康生又说：“中苏关系破裂，师哲首当其冲！”我仍认为我怎么能等同于苏联？回忆到这里，想到一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是早就被康生“惦记”着了。如何才能逃脱他的魔爪？！

    为了离开这个环境，我很费了一番苦心。如何摆脱现在的工作？怎样才能到地方上去？去哪儿？做什么？最后决定给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写信说明自己的愿望和请求，希望到地方上去做实际工作，锻炼自己。这件事做得不周到的地方是事先没有向毛主席请示，而我给中央其他同志（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的信又没有转报给毛主席，所以我临行前去见主席时；他大为不满，说我要离开北京，他事先不知道。我感到十分窘迫，便说如果主席有重要指示或意见，我愿意留下来，日后再走。主席问：“你什么时候走？”我回答：“再过两个钟头就要开车了。”主席说：“既然这样，那你先走吧，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1957年1月，我到了济南，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在这里工作的期间，我才深深感到自己不了解也不适应中国的人情世故，并非仅凭积极努力的工作就能站住脚，我的处境是艰难的。但是千不该方不该，不该自己在生活上不检点，犯了错误，这给排斥异已势力和蓄意害我的康生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也应验了康生的预言：“师哲要陷在山东的泥潭，拔不出来。”

    在处理我的问题时，康生极力插手干预。除了开除党籍之外，康生还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要把师哲安排得远离铁路交通要道”；二是“要割断师哲与中央的联系”；三是“要防止师哲逃跑到苏联去（？！）”。这只有康生那特制的脑袋才能想得出来。可见对我的处理只不过的借题发挥。13年的囚徒更与此无关。当山东省委已经决定恢复我的党籍之后，康生又给压下来，直等到十中全会的机会又进一步加害于我！

    在陕西扶风农场的四五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时期。我潜心畜牧、果木、水利等的经营管理和研究，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心情愉快。同时也和毛主席保持着通信联系。我把自己看到的认为带有原则性、政策性的问题，都及时写信向毛主席报告，而毛主席也数次把我的信批转到地方上，或转周总理办理。有时还让叶子龙来信转达他的话说：“你不要着急，党对你是了解的，你的党籍问题也会解决的，只是时机问题而已。”但是，康生扣压山东省委关于恢复我的党籍的决定，不知毛主席是否知道？

    生死搏斗孤军不孤

    反正我是被康生捏在手心里了，他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的。与其这样慢慢地被折磨死，还不如自杀算了，既可少受点罪，也是表示抗议，于是我千方百计收藏一根大针、一个铁片（可以磨利刃）、一根铜丝（可以触电），再用布条搓成一根绳子（可以上吊）。准备这么多，是因为哪一种方法用起来最有把握，那是要相机而行的。

    就在我这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恍惚之间，似乎出现了康生的狰狞面目，并且恶狠狠地说：“就是要你死在这里！”我忽然清醒过来，我想：不能让他如愿！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在把我送进监狱时，康生确曾说过：“师哲活着进去，但活着出不来了。”

    恰在这时，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青年军人，听口音是山西人。他态度平和。说话在理。他的出现，帮助我坚定了活下去的勇气。我想到：自己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去，谁能为我鸣冤？究竟落个“自戕抗议”，还是“畏罪自杀”？为此，我也要活下去，要忍受下去。

    那位山西口音的军人，前后来过五六次，每次只两个人，他们不曾用审问的口气说话，而是和蔼而有礼貌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