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讲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人。他一坐下来就抠脚搔痒，态度十分蛮横，却分不清是非好歹。唯有他带来的一个北大的学生，是他的依托和帮手。我前前后后被他们纠缠了三个多月，仅仅为了这样一件事：

    1949年末，我陪同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主席则要求他派一位哲学家来帮忙，斯大林就指派了尤金。我因翻译《毛选》，同尤金来往较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而且这也反复交代过了。由于毛主席的亲自安排，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陪同尤金遍游中华大地，并请尤金讲学。这些也是组织上了解的，我也反复交代过的，唯有尤金在苏联大使馆请陆定一、林莉、张锡俦和我参加了一次午餐，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被我遗忘了。三个多月的车轮战、罚站、折磨，就是为了这件事，他们的提问，只是要我交代陆定一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大使馆的关系。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关系”没有交代，请他们提示一下，他们不肯，只骂我“不老实”，施加了种种的折磨。一天午饭后休息时，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尤金请我们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午餐一事，那是他表示感谢帮助过他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的。于是我立即找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似乎满足了。我却不想就此罢休！我说：“你们只知道同我在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上纠缠，却不愿了解实质性的问题。”他们装腔作势说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说：“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我得告诉你们：尤金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毛主席亲自和斯大林商定后，邀请尤金来中国的。陆定一是以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陪同尤金周游全国的，也是毛主席安排的。尤金周游和讲学回来以后，立即给主席写了一封汇报信，主席看了表示满意，而对陆定一回来‘一声不吭’主席有意见。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吗？怎么能怀疑我隐瞒陆定一同尤金有关系而加罪于我？！真是莫须有！”

    1969年秋，秦监狱的医生忽然断言我患有恶性肿瘤，把我送到复兴医院。要求给我施行“手术”。医院接诊的是外科主任大夫（后升任院长）钱之达同志。他诊断不是肿瘤，没有必要动手术。但监狱来的人不答应，不但要求立即动手术，而且要在手术后立即把我带回监狱去。钱大夫却本着高尚的医德和责任感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绝不草率从事。于是他们用习惯的“专政”态度同大夫大呼大闹了一个多小时。钱大夫是寸步不让，决不苟且，毫不动摇！那些人只好押着我转回秦城。过了两三天，又送我到医院医治。钱大夫显然意识到了其中有蹊跷，也就特别的小心谨慎。我被隔离在单人房间，用一周的时间做各种检查和准备工作，然后顺利地做完了手术。虽然无缘无故地把我左胸脯的肉割去了半斤多，但由于钱大夫的精心安排和防范，总算没有发生意外，我又一次活了下来！术后三日，便把我接回了监狱。

    我的身体在康复期间，食钦特别好，我自己暗暗庆幸。但不料祸从天降！一天午饭后几小时，我开始腹部疼痛，并不断加剧，至晚则上吐下泻，头错脑胀，不省人事，由于返回岗位的原监狱管理人员的救助，我又一次脱了险。后来知道这是一次食物中毒，共有七八个人，我因食欲好，是中毒最重的三个人中之一，但是怎样造成的食物中毒，却始终不知。

    我在监狱里好像是孤身奋斗，实际上有着许多看不见的援救之手！直到1972年初，毛主席下了一道指示，约法三章：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没有病症时才可以审讯。并责成监狱管理人员不仅要遵照执行，还要原原本本地向犯人传达，征求犯人意见。从此才停止了种种虐待，伙食也有所改善，由全部粗粮变成全部细粮，可是我已经吃惯了窝窝头，觉得馒头没有窝窝头香，可是讨要窝窝头，也是没有。

    “保险”不保魔临末日

    “保险库”里的人也并不那么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