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之后，张然直接来到了剧组的会议室，准备开会讨论明天的工作。

    由于距开会还有一段时间，张然就让工作人员播放白天拍摄的镜头，看镜头剪辑在一起后的效果。这几个镜头，演员表演非常出色，拍摄得也很好。但和前面拍的镜头剪辑在一起后，张然感觉有些不协调，尤其是那个长镜头。

    张然正思考该怎么办，赵飞进来了。张然跟赵飞打了个招呼，把剪辑好的影片放给赵飞看，然后问道：“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长镜头有点不对？”

    赵飞诧异地道：“我觉得很好啊ｂ个镜头是主观镜头，通过镜头的抖动，我们能够感觉到拉贝内心情绪的变化。比如看到百姓被一枪打死，镜头就猛地抖了下，我们能够感觉到拉贝被吓了一跳。到了街上，看到东瀛兵打砸抢，尤其是无视德国旗帜，洗劫德国商店的时候，镜头轻微抖动，显示出了拉贝内心的愤怒。这个镜头对话不多，但通过镜头的抖动，我们能清楚的感觉到拉贝内心情绪的变化，整个镜头非常完美，怎么会有问题呢？”

    张然皱眉道：“这个镜头很漂亮，很精彩，但我总感觉电影味太浓，手法太现代了，没有3，40年代老电影的那种感觉，和其他镜头组合在一起，显得有点不真实。”

    赵飞很喜欢这个镜头，辩解道：“这种第一人称的主观镜头在3，40年代是有的，说不上太现代。至于电影味浓，是有一点。但这种处理手法效果很好⊥像辛德勒的名单里面的红衣挟孩，电影味很浓，很戏剧化，但效果非常好。拿钢琴师和辛德勒的名单来说，钢琴庶加内敛、更加真实，而辛德勒的名单有很多人为煽情的地方，显得有些虚假。但观众吃这一套啊，辛德勒的名单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比钢琴师要大得多。我们拍这部电影是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件事，肯定是观众越多越好，有些手法可能不那么真实，但只要效果好，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张然最初在设计这个长镜头的时候，也是这么考虑的，觉得为了让电影的效果更好，让其中某个镜头花哨点，也是可以的。但随着电影正式开拍，当他感觉自己真正走进这段历史后，他就有点无酚受这种手法了：“我们这部电影要表达的东西和辛德勒的名单不同，而且从叙事结构来说，我们这部电影的故事在不同的时空中切换，本身就偏戏剧化，如果在视听语言上使用过多技巧的话，会影响电影的真实和严肃性…贝和魏特琳部分，我觉得必须让影片像是在3，40年代拍摄的，那时的摄影机笨重、难于活动，很难拍出这样的长镜头。”

    赵飞觉得用长镜头效果好，但又觉得张然的话也有道理，建议道：“既然这样，那我们换一种方式，用最朴实的镜头再把今天的戏拍一遍，然后再看效果如何，哪种效果好，就用哪种。”

    张然点头道：“那我们讨论一下，这撤用最朴实的方式该怎么拍。”

    第二天剧组重拍了这撤，这一次张然他们用最朴实、用近乎纪录片的手法拍完了这撤＄组演员知道这是张然拍电影的习惯，在拍摄的过程中，他经常会让某部分戏重拍，甚至是全部重来。大家都没有抱怨，非常配合的完成了这撤。

    在随后的拍摄中，张然坚持了自己的理念，要求最大限度避免各种“电影手法”，要求电影的视听语言真正做到朴实无华，尽量看不到导演的痕迹。在拍摄的过程中，张然在看监视器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不行，电影味太足了，不能这么拍。”

    有撤是东背画社派人到难民营门口分发饼干、苹果，并且拿出少许铜板给难民，然后由摄影师白井茂把这个场面拍成记录片，进行宣传。但在同一时间，一伙东瀛兵爬越大院后墙，强奸了12个妇女。赵飞建议先拍难民营门口发糖的东瀛人，然后用摇臂或者无人机将镜头茵来，拍东瀛兵翻进院墙，到大楼里强奸妇女，通过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