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

    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北大学生许德珩曾回忆说，在“一战”结束后的半年中，“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讲演”，“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地翻身了”。

    但是，世间物往往是这样，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在巴黎和会开幕后，随着各种坏消息的不断传来，国人的热情也就从烂漫的春天回到了萧瑟的冬日，各种希望也像被风吹起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最后还是落在坚硬的地面，残忍地破碎了。

    5月2日，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文章，正式对外公布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3日下午，由北京政界中知名人士所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其中有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等名流）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7日（也就是日本在1915年“二十一条”谈判时下最后通牒的那一天）的国耻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这强权的和会。

    和国民外交协会那些文质彬彬的绅士相比，北京的学生们已经没有这个耐性了。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北京各校的学生代表们决定晚上七点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参会者除了北大学生之外，还包括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13所学校的学生。

    当晚，北大学生和其他校的学生代表集合于北大法科大礼堂，大会上，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及外校代表夏秀峰等人慷慨激言，谢绍敏同学更是激愤异常，他当场咬破中指，撕裂衣襟，在上面血书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在这一刻，整个礼堂都沸腾了，青年学生们的鼓掌声、喝彩声和激动的泪光交相辉映，有的学生相互拥抱而泣，有的人则紧紧攥着自己的拳头仰天长叹，会场上充满了悲壮苍凉的气氛。这时，一个学生跳上主席台高喊道：“哭有什么用！我们要行动！同学们，我们现在就募捐，明天到天安门游行去！”

    听了他的话，会场内的学生纷纷将身上的银元、铜币、手表甚至戒指乃至帽子都捐了出来。随后，学生们分头准备，有制定游行路线的，有制作标语横幅的，还有外出联络其他学校的。这一晚，多少年轻的朋友一夜无眠。

    罗家伦拟了一个宣言，“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许德珩拟的就激进多了：“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也！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话虽如此，当时运动的组织者并不希望发生什么激烈行动，据4日那天记者的报道，步军统领李长泰得知学生聚集天安门后，学生代表向他解释：“今天我们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行动定可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说：“那么，宁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不要别闹出什么国际交涉来。”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进发。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后，那些学生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