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很多活动，其中最令蒋介石感兴趣的是参观苏联红军和军校。在一次演说中，蒋介石盛赞红军是“世界上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他情绪激动地表示：“我们是革命者，是革命的国民党党员，我们是军人，我们是战士，我们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当我们回到中国人民那里时，要激发他们的战斗力，战胜中国北方的军事势力！”

    事后，苏方陪同的官员在上报的绝密报告中也称蒋介石当时“情绪很高，也很激动，讲话时充满着热烈而真挚的感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几乎是在吼，双手在颤抖”。不错，蒋介石的确很激动，他的讲话不时被红军战士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打断，在讲话结束后，全场满是“乌拉”声；离开军营的时候，蒋介石甚至是被红军战士抬起来送到汽车边的。

    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这次确是真情流露而非矫揉造作，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就着重写道，红军的军纪及内务整理虽然不如他当年接触的日军，但其队伍“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象”；即便是红军中实行的政治委员制，蒋介石也认为分工恰当，感觉很好。

    但是，莫斯科的物价让蒋介石感到十分惊诧。有一次他出去买皮鞋，发现定价居然要90金卢布，一向挥霍无度的蒋介石也忍不住叫了起来：“太贵了！”等到彼得格勒参观后，蒋介石发现这里市况萧条，海军的士气也很低落，与莫斯科看到的情况大不一样。

    而在这时，蒋介石及代表团成员与苏方外交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发生过几次小摩擦，让他的心情颇受影响。更让蒋介石不高兴的是，代表团内部讨论计划书的时候发生争论，一向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心里很不痛快，他在当晚的日记中感叹道：“交友实难！”过了几天，蒋介石又记道：“同伴参差，萧然寡欣。交友之难，可叹！”

    说到交友，蒋介石对代表团中的四人褒贬不一，四个人后来的命运也大不一样。最受蒋介石赏识的是从欧洲赶来的邵元冲，两人还在莫斯科换了兰谱、拜了把子（邵比蒋小三岁），在蒋介石得势后，邵元冲也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执委委员、考试院委员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要职，可惜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中，邵元冲被流弹击中，两天后便在医院去世，时年四十六岁。

    沈定一是20世纪20年代政坛的活跃分子，他比蒋介石大四岁，参加革命也更早，既参与过反清斗争，也在民国后从事过议会政治，又因为反对袁世凯而流亡海外，后来还成为创立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在国共合作之后，沈定一附和戴季陶的新“三民主义”，后来又成为“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右派）的成员，最后于1928年被蹊跷地暗杀，年45岁。

    相对而言，张太雷和王登云要年轻很多。张太雷出生于1898年，他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在苏方代表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来华的时候，都是由张太雷充当秘书和翻译，他是与苏方沟通的重要角色，即便是在这次的代表团中也不例外。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张太雷于1927年12月12日的广州起义中身亡，时年29岁。

    王登云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及华盛顿乔治亚城大学留学，期间还担任过华人报纸《醒狮报》的主笔。在1921年回国后，王登云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后来受国民党元老谢持的推荐担任访苏代表的英文秘书。不过，在代表团出发前，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曾说王登云是个“无赖”并反对他出访苏联，但未成功。在这次访问中，王登云似乎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青睐，他后来虽然也继续担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但在仕途上表现平平，最后不过担任一些虚职的委员、参议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