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那年，他在理发店一边让人剃头，一边看杂志；杂志，其实是拍卖行印发的图集，那些中国人画的油画下面，都有个底价。

    编号66那一幅，画的是一个长发女孩，女孩眼睛乌亮，因为只画了大半边的脸，鼻子在暗影里翘得更秀气，嘴唇好饱满好红润；女孩在那个让颜料黏牢的世界回头，柔光，就投在她那张脸和从黑连衣裙的长袖里伸出来的一只手掌上。“这书能不能让我带走？”他问理发师；那时候，满头烦恼丝，总算暂时理顺。回家，他把那幅题为的图画裁好了，镶在镜框里悬在睡房墙上。他的这个房间，甚至他的人生，似乎都缺乏一个“重心”或者一个“主题”，那幅画挂在床前灯下，她的回眸，在孤寂中凝固，喜怒哀乐，从此，仿佛都以她的黑眼珠为轴心向八方辐射。

    他爱上了这幅画；而且，爱上了画中的女孩。

    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爱，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的倒影，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那年头，他太年轻，以为是同一回事。

    那幅画在香港和大陆的美术馆展览过；展览过的画，大概到了拍卖行，更能卖个好价钱。半月后，他按图集所标示的时地找到拍卖会场，登记了身份资料，领了个牌子，他就坐到前排，等候竞投目标画作。

    “两万？两万五！三万！有没有人出多过三万？四万！四万……”拍卖员吆喝着。他心跳得好快，呼吸困难；然而，牌子举了一次，他就恼恨自己收入微薄，耗尽积蓄，仍旧不是那些商贾的敌手。“为什么就要跟我争夺？我爱这幅画，但他们只会把她，把这幅画买下来再卖出去。”他瞪着那个最终以八万五千元投得画作的平头胖子，瞪着他离座办理确认手续；当那幅让人搬到猩红的绒帘后，他感到好失落，想哭。

    然后，他鼓起勇气走过去向那个胖子要电话号码，他说：“过……过两三年，我一定用双倍价钱，跟你要回这幅画。”

    两三年，转眼过去，他还是没攒够钱跟平头胖子买画；他每天望着睡房里缩小了的复制品，对画中女孩，总感到莫名的歉疚；他在酒店当门童，辛勤干活，终于晋升为高级门童；他迎人送人，却最怕人；下了班，只想赶回家跟画中人说话。

    然后，又两三年过去。他攒到了十万元，暗想，不景气，画主或许可以减价。“董事长不在了。”接电话的人说；胖子早就过劳猝死，接掌职务的，是他儿子。那幅画，还挂在会客室，谁愿意付钱，都可以相让。“敝公司什么都卖，包括女职员。”对方说得认真。

    他终于把原画“迎娶”回家，他好满足，好快乐，头几个晚上，他几乎不肯阖眼，只靠在床头和画中的北京姑娘相对。“那一刻，她在想什么？会不会想到有一天跟我这样的一个男人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他觉得，她命中注定是属于他的，就像他命中注定要接受她永恒的垂顾。

    时光流逝，打从他在理发店遇上这幅画算起，十载，匆匆过去。

    他曾经跟一个女同事约会，但他从没带她回家，他觉得家里早就有一个人在等他。然后，他们分手，女孩都认为他是侏罗纪鸭嘴龙拉出来的一只闷蛋，热情，始终不能把这只蛋煮熟。

    二零零二年春天，天天是雨天。他看到一个女人和一个中年男人步进酒店；这种事，平均每天发生一百八十次，十年来，发生了六十五万七千次；但只有这一次，他心潮涌动，他觉得女人很眼熟，那张端丽的脸，跟那六十五万个跟男人到酒店幽会的女人，是那样的不同。他们总是下午来，晚饭前一起外出；第六日傍晚，他们进了酒店，在他下班前还没有出来。第七天早晨，雨仍旧下着。男人退了房间，驱车直趋白云机场。

    女人下午来，他替她开门，很自然地跟她说：“他走了。”“不可能。他说好了今天要跟我办手续，然后……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