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剪灭一些异姓诸侯王来缓解这种权力瓜分对自身皇权的伤害了。

    造成汉初分封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因为当时部分人脑子转不过弯，一根筋地要去走王制的道路。之前刘邦起兵，秦末的什么韩赵魏楚统统都给灭了，按说老百姓重建王制的念头也该从此断了，那套制度在秦朝消灭六国之后本就不能再实行，倒行逆施摆明了是浪费社会资源，但有些人还是执迷不悟，铁了心要找机会裂土而王。

    这才是导致刘邦畏首畏尾的真正原因。身为统治者，刘邦最为担心的就是社会矛盾被激化，把暴民们再挑动得造了反，要是有个什么“陈胜第二”的人物出来，那就难保汉帝国不会重蹈秦帝国覆辙。汉初的时候是真没办法了，刘邦束手无策，最终只得极不情愿地搞起王国分封。

    刘邦能够坦然接受分封制这种“制度倒退”的存在，应当还与汉人尊楚的观念有关。那时候的汉朝人普遍认为，灭秦的功劳主要应该算在项羽头上，首义的功勋也应当算给陈胜，横竖都没刘邦什么事儿。然而民意总是对政局影响最大的事物，老百姓的呼声可是千万不能违背的，因而即使刘邦能意识到郡国双轨制的问题，他也只能是打碎了牙和血吞，无可奈何，无话可说。

    在整个刘邦执政的时期，郡国双轨制并没有被否定，刘邦或许从始至终都在为自己设计出来的这种貌似两全的政治制度而沾沾自喜。只可惜在郡国双轨制貌似两全的华丽外表之下，实则隐藏着一颗不定时炸弹。制度是政权的根基，哪一天郡国双轨制积攒下来的矛盾爆发了，汉帝国的大厦必将倾覆。

    刘邦是一个独裁者，免不了对地方上矫枉过正。出身大老粗的他头脑简单，总是将诸侯王的叛乱当作个例，错误地认为只有高压政策才能解决地方王国的叛乱。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刘邦时期的汉帝国遭遇了频繁的内乱：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韩国贵族韩王信发动叛乱，最终投降匈奴；

    ——汉十年（公元前197年），身为赵国国相、巨鹿太守，且总览代、赵两国兵马的阳夏侯陈豨在代郡（今河北蔚县地区）叛乱；

    ——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原来的楚王、后被降为淮阴侯的功臣韩信被杀，梁王彭越谋反被杀，淮南王英布起兵叛乱；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幼年好友、燕王卢绾叛乱，最终投降匈奴。

    汉初的中央政府是极力敌视东部各个王国的，湖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捕律》中记载，“捕从诸侯来为间（间谍）者一人，（拜）爵一级，有（又）购二万钱。”可见汉朝中央和诸侯国之间是相互监视的。

    《奏谳书》记载，高祖十年七月，临淄一个叫阑的狱史，娶了一位已搬到长安居住的齐国女子为妻，正想和齐国女子一起回临淄的时候，被关口的官吏所捕获，被黥为城旦（秦汉时的一种刑罚，白天防寇虏，夜晚筑长城）。中央朝廷认为这是阑在帮着齐国诱拐汉朝人，他们把来到中央的通通当作汉人，“律所以禁从诸侯来诱者，令它国毋得取（娶）它国人也。阑虽不故来，而实诱汉民之齐国，即从诸侯来诱也。”可见汉朝当时就是把关东诸侯国当敌国看的。

    地方不信任中央，中央不信任地方，在这种局面之下，征伐和叛乱怎能不成为一种必然？

    尽管从本质上讲，郡国双轨制应该起到限制、纠正暴君的作用。然而，在一种极度追求权力的低劣国民性驱使下，分封制确实成为帝国发展的强大阻力。

    此外，爵位的承袭还引发了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相残。从汉初分封制确立之后，贵族诸侯王内部就频繁出现因爵位争夺而酿成的血淋淋的惨剧，那些没有爵位的大臣们反而过得安安稳稳。

    尽管刘邦在公元前201年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