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精神。”号称中国第一CEO的张瑞敏之言，立即在企业界掀起了阅读的高潮，大小企业纷纷仿效狼的精神，打造狼一样的团队。

    我们知道，狼其性野、残、贪、暴，都应在团队文化中得以再现，那就是对工作、对事业要有“贪性”，？无止境地去拼搏、探索；狼性地“残”用在工作中，便是指对待工作中的困难要一个个地、毫不留情地把它们克服掉、消灭掉；狼性文化的“野”，便指这种在工作中、事业开拓中不要命的拼搏精神；狼性文化中的“暴”则是指在工作的逆境中，要粗暴地对待一个又一个难关，不能对难关仁慈。

    但是，也不要否认，古往今来，狼给人类留下的印象是凶残狡诈，人们把狼性归结为野蛮、残忍、贪婪、暴虐。

    因此，“狼性文化”其实也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在所谓“文化”的背后，狼性中深藏着固有的本质——残酷无情，你死我活，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蔑视规则，无视人性等等，极易造成企业及员工在文化上的迷失。在与市场竞争对手的拼杀中，置对方于死地将是惟一目的，即使一方获胜，也会因失血过多元气大伤，形成“双输”的结果；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由于人性的缺失，很容易形成强硬的刚性文化，员工与老板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将以“性恶论”为原则，互相提防、互相猜忌，毫无信任感，必然产生巨大的内耗。很显然，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言，“狼性文化”是一剂致命的毒药，绝非商业大道。

    一位工商管理学教授在MBA课堂上授课，讲到企业的管理与文化时，向学生们提出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应该选择做“狼”还是做“羊”呢？

    大部分学生选择做“狼”，其余学生选择做“羊”。

    教授最后说：我们既不该选择做“狼”，也不该选择做“羊”，我们应该选择做“人”。

    任正非自称是一匹来自东方的“土狼”，“凶猛而难缠”；华为的企业文化也定位为“狼性文化”，“狼精神”在华为一次创业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狼性文化”是战争年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运动已经过去，合作共赢成为时代的要求。时代在变，企业文化也应该随着变化，这才是客观真理。

    现在，在许多场合任正非已经不再讲“狼”了，而是大力提倡“友商”，学“以土地换和平”的拉宾，努力营造和平氛围，为华为的国际化开路。

    在“企业文化仿生学”日益成为时尚的今天，国内企业界掀起学习狼性文化的热潮，在管理方面，一样需要借鉴狼的智慧，尤其是头狼的管理智慧。狼性文化已被众多企业认同并引入到经营管理体制上来。实践证明，狼的智慧、狼的韬略以及狼的团结协作精神对于指导企业的运营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狼性文化也不例外。我们在充分利用狼性文化优点的同时，绝对不可忽视其所存在的弊端以及带来的危害。

    任正非提出“狼性文化”，可以说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传统的叛逆，为滞后的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对传统的振聋发聩的批判。

    但是，任何事物都离不开它的时代，“狼性文化”也是时代的产物。任正非当初选择“狼性文化”是时代的必然，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他推出“狼性文化”无可厚非。“狼性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不规范的体制和刚刚起步的企业发展的产物。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刚经历了“文革”的创伤，各项制度都有待于完善。为了迅速摆脱落后的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政府给予外资企业许多优惠条件，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着“超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