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凉气逼人。由于衣服单薄，腹内少食，长时期缺乏营养，疲劳过度，身体虚弱，一遇到疾病就难以支持。能走出草地实在不容易啊！”

    红二方面军是第一次过草地，部队专门做了几次动员，要求每个战士带上10天的干粮和准备的草鞋、帐篷、骡马。红四方面军为了能使兄弟部队顺利走过草地，特意把直属队所有驮运行李的牦牛留给红二方面军。当时在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工作的颜金生回忆说：“最突出的、最棘手的是吃的问题。过草地没几天，战士们的粮袋差不多全空了。由于走在前面的部队已经滤过一遍野菜，二方面军进入草地时，只能吃草根。为了活着走出草地，战士们从先头部队丢下的牛骨头、牛蹄子、牛犄角中榨取最后可以食用的东西，有的战士吃力地掰开坚硬的骨头，剔着变了色的骨髓；有的战士刮着凝干的血块，还有的战士用刺刀一点一点挑着黄白色的胶原……”

    茫茫大草地，其艰难超出了战士们的预料，那是生与死的考验，那是倒下与活着的炼狱。王恩茂在回忆过草地的情形时写到：“从阿坝到包座一路基本上都是水草地。通过水草地比通过旱草地更困难”。“草地的气候恶劣，一日数变，一会儿天晴，一会儿乌云满天，一会儿刮大风，一会儿下大雨，一会儿下大冰雹，有的冰雹像大碗那样大，有的人被冰雹砸伤了，有的骡马被打死了。草地这样恶劣的天气，我们白天行军还能勉强承受，但夜晚露营就很难过了，有不少体弱的同志经过草地长期露营经受不住风吹雨打的折磨而死去”；“我们部队有的人和骡马走错了路，就掉进了稀泥坑里而死亡”。

    除了恶劣的天气和可怕的泥沼以外，当时对红军指战员的另外一个严重威胁，就是饥饿。在进入草地之初，每人每天还有三两青稞面粉，但不久就断了粮。红军指战员只好依靠挖野菜、草根充饥，有的误食毒菜、蘩草以后，全身浮肿，中毒身亡。到了后来，连野菜、草根也采不到了，甚至连皮带、枪带、皮鞋、马鞍也火烧水煮着吃了，有的甚至到牛粪里去拣那些牛没有消化的粮粒。

    当时，面对死亡，战士们依然保持高昂的精神状态，传唱着《牛皮腰带歌》：

    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

    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

    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

    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

    在后来1936年12月19的《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对过草地有这样的陈述：“……特别是后卫部队更困难（如六师），到阿坝后还饿死了十余人，沿途饿死的很不少，死尸的口里是含着草的。特别掉队失了联络的战士，受饿的更多。虽然动员了一点粮食临时救济他们，但终于未得到完满的解决，沿途烧牛羊骨头、牛皮吃的常可看到。……阿坝通包座路上有许多地方无野菜，或者很少，已被前头部队摘光了。所以最后几天既无粮食又无野菜，甚是很难支持下去。”

    从甘孜到阿坝这一路，饿死、冻死、病死的就有750多人。从阿坝到包座饿死、冻死、病死的人就更多。

    过草地的路途中，贺龙看到因为饥饿而浮肿的战士们，就下令把他的枣红马杀了，将马肉分给战士们吃。鼓励大家：咱们一起前进，闯过草地，就是胜利！

    除了饥饿、疾病造成红军减员外，还经常遭到敌人骑兵飘忽不定、出没无常的袭击。刚调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的郭鹏，到前边视察部队宿营地时，被隐蔽在草丛中的敌人骑兵开枪打中，战友们立即赶到，把他抬阿坝红军长征纪念碑回卫生部抢救，发现子弹还留在髋关节内，需要立即手术。郭鹏疼痛地躺在门板上，脸上流着冷汗，在没有麻药、没有消炎药品的情况下，医生们折腾了半夜，硬是把他髋关节里的锡弹取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