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军事摩擦已经白热化起来。中共中央通过将近一年的反摩擦斗争，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晋西北顽固势力已全部肃清，（河北）石（友三）、高（树勋）已溃败，残部退山东之菏泽，朱怀冰一个师大部被消灭，鹿（钟麟）、朱（怀冰）退（河南）辉县”，“在华北特别在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治、磁县、大名之线以北，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两方尚在对峙中，惟我有政权之县份已达四十县”。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且要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够达到扩军百万的目标。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党仍然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特别是争取200万友军反对“剿共”，至少对“剿共”消极。

    国民党内要求军事反共的呼声日高，蒋介石显然也跃跃欲试。他在日记中表明自信，由于日军攻势已停，自己已经具备了“抗倭剿共，尽可双管齐下”的实力。当然，他了解，对共产党在这个时候还“不宜全盘破裂”，只宜“先取守势”和“局部斗争”。因此，蒋不同意展开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而是倾向于各个击破的战法。考虑到华北八路军已经占据相当优势地位，国民党在敌后难有作为，蒋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华中地区。他对中共军队进入山东，并开始向华中敌后转进的情况高度警觉。得知新四军有化整为零，“迅速完成各地游击根据地，江北以潜山青苔关一带，豫鲁皖边区以永城夏邑一带，江南以茅山并以一部相机占领天目山以为浙西之根据地”的计划，即严令下属：对“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其他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其有越规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而对军令部拟具《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他只是不同意调动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之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的做法，称“用此种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蒋介石的意见是稳扎稳打，各个击破，力求局部剿肃成功。因此，他一面要求第三战区逼迫新四军江北部队退回江南，一面密令李品仙、韩德勤等选编精干部队肃清淮南路两侧及蒙（城）、涡（阳）、宿（县）、永（城）各附近地区之中共军队及其各级组织，尔后相机迅速进出于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协力将中共军队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

    1940年5月以后，国民党高层就如何根本解决国共摩擦冲突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划界谈判的工作开始提上日程。按照国民党方面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和新四军应“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遥、太谷、长治，河北邯郸、馆陶，到山东齐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7月16日，经蒋批准后，国民党谈判代表正式拟就《中央提示案》，并于21日送达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手中。

    这天，何应钦双手捧着一份文件对周恩来说：“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后，我中央就国共问题提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请周先生阅后我们再进行谈判。”周恩来接过文件，严肃地问：“是必须执行的命令，还是有可商榷的提示？”何应钦答曰：“我认为基本上是属于前者。”周恩来于是说：“那就等我审阅过贵党的《中央提示案》后，报告我中央并有了明确指示后再举行会谈吧！”周恩来收好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遂蹙着眉头微微地合上双眼，进入最为深沉的凝思。他深知，共产党不仅要和日本人进行殊死搏斗，还要面对国民党的打压。面对国民党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