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部队仍在静寂中。但没有一个人还能入睡——尽管他们不能预料这一天后来竟如此庄严，庄严得会成为几百万军人共有的生日；人们只要一提到“八一”，就是在描述一种力量和牺牲，就是一种对子弟兵的夸赞和眼睛一亮，绝处逢生；他们无从想象这一天竟如此神圣，神圣得全体军人将“八一”两个字绣在红旗上，铸在勋章上，戴在军帽上，担在双肩上。

    他们无心想象未来。未来只是成功者的纪念碑。他们就知道今夜有行动。

    叶挺的指挥部设在松柏巷的一所女子职业学校里，这时学校已经放假，校内很安静，湖中荷花盛开，清风徐来，幽香扑鼻。但31日夜里这里的人，指挥部的人们都在议论着今夜的行动。这时周恩来和叶挺走来了，为了指挥方便，周恩来已从朱德的住处搬到这里来往。到处是准备武器的士兵。周恩来和叶挺边走边问，枪支是否擦干净，手榴弹是否会用，还看了看部队的住房。

    接着叶挺就下了命令：“吃完晚饭，把背包打好待命。”

    周恩来又做了详细布置：“每人买一条白毛巾，到了晚上8点以后，扎在右臂上，在脖子上扎一块红布，凡是有电筒的，都用红布剪一个红十字贴在电筒的玻璃上。” 说着，他把自己已经贴了红十字的电筒给大家看，嘱咐着：“今天晚上我们要缴反革命部队的枪，你们随时听号令行动，凡是碰到脖子上围着红布巾、右臂上扎着白毛巾、电筒上有红十字的部队，就是自己人，不准开枪。没有这些标记的，碰到就打。”

    周恩来布置完，叶挺又简短说了几句：“这是和反革命搏斗，打起来以后，不要怕牺牲！”

    部队开始按要求做。

    夜12时过后，8月的第一天已经来临。指挥员已将整个战斗计划的一切细节想了又想，实在没有什么可想的，就一遍遍地看表。也怪，表针好像走得特别慢，慢得贴着耳朵听，总怀疑它是不是停了。

    1点来钟，各部队开始行动起来，营房里穿衣服声，低语声，板凳的撞击声开始零乱地响起来。战士们已经自动将枪拿到手里，刺刀装在枪尖上，子弹带捆在身上，等待命令。

    砰！砰！砰！城内某处清脆地响了3枪，这是指挥部的信号。

    听到枪声，驻女子中学的教导大队第三队的官兵们都拿起武器，紧急集合起来，准备战斗。可是，司令部传来命令：“你们现在不参加打，但准备工作照样做，背包不准打开，就地待命！”

    听着别处的枪声，这些待命的士兵心里很不是滋味，坐在地上摆弄着枪。越不想听，耳朵却愈加灵敏。四处的枪声炒豆一般欢快。

    从武汉、九江等地来的人差不多都住在江西大旅社。大家虽然已很疲劳，但都兴奋得不能入睡。等到半夜1点来钟，就听到四面八方枪声大作，他们都跑到旅社的屋顶上，凭栏四望。只见各处火光点点，枪声阵阵，知道那些地方就是一些国民党军的据点。不久楼下就收到各处的捷报，以及送来的一些缴获武器。

    最先打响的是省政府地段。在省政府，驻有敌人“府卫队”约百余人。负责解决这股敌人的是第二十军第一师。这里离贺龙的第二十军指挥部不远。

    据参谋长刘伯承的分析，参加南昌暴动的兵力，叶挺的二十四师5500人和周士第二十五师的3000人，共产党员多，作战能力最强；而贺龙的二十军虽有第一师贺锦斋的3000人，第二师秦光远的2000人，和直属的2500多人，但共产党员少，作战力较弱，合计兵力约2.5万人。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再加上农军和零星部队，大致有3万人。

    周恩来信任的是贺龙，不放心的也是他的部队，所以派刘伯承这个军师一直守在贺龙身边。

    贺龙在30日早上就派人将中华圣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