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一向以“轻小集加”（轻工业、小企业、集体企业和加工业）见长的浙江经济已“缺乏厚度”，所以必须努力向“重型化”转型，以便赶上“全国性的重化工业化大潮”。按照《浙江日报》的一则报道宣告，“一个浙江版本的‘重化’故事已拉开大幕”。于是各级领导闻风而动，加大了对本地选定的“骨干企业”的支持力度，用给予低价土地、帮助取得银行贷款等办法支持它们向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重化工业进军。一些从事服装、家用电器、手机终端的企业，也积极筹措资金转向“重型产业”。这一年，浙江省有40余家民营企业向国家发改委打报告，要求生产轿车、皮卡或客车。当时全国销量第一的手机生产商波导在实现国有控股以后，也不用销售手机所积累的雄厚资金去开发自己所缺乏的自主技术，而是准备投入巨资生产汽车。

    厉以宁的演讲一经刊出，当即被媒体定义为新一场“吴厉之争”。新浪网特地做了一个专题，还贴了一个小调查，让网民投票“吴厉之争你赞同谁”。不过，吴敬琏并没有对厉以宁的批评做正面回应。在一两个月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讨论吴敬琏《“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的发言稿时（厉以宁也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交锋。

    “老实说，我们原来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自然也就提不出好的意见。”接下来，北京市所采取的办法则让他颇感意外——2002年中期，在经历了长时期的争论之后，“发展汽车制造业的观点最终占据了上风”。这年10月，中韩合资的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宣布成立。12月23日用韩国部件组装的第一批汽车开始下线。2003年，北京现代共生产轿车5.5万辆，实现销售收入87.7亿元，利税37.1亿元，加上北京地区的配套企业，主要是现代自己的和它从韩国带来的零部件供应商，全年完成销售收入114亿元。就这样，北京现代创造了北京主流传媒所说的“200天现代奇迹”。

    欧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增长模式的根本变化，发生在19世纪后期。它们的发展方式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由依靠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转为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第一个对基于早期增长模式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他指出，如果投资决定增长，投资率越高，增长率也越高，那么由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西方国家的投资率应当不断上升，而增长率应该不断下降，但是这一切在20世纪前40年都没有发生。他由此论证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并非投资，而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对几十个国家经验数据的研究，也证实了索洛提出的原理。

    和在经济界不太一样，吴敬琏在经济学界的遭遇，就显得形影孤单得多了。

    于是，在经济界和政府内部展开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热烈讨论，主题是那么的似曾相识：宏观经济是否出现过热和应否采取降温措施？

    吴敬琏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在2004年7月的全国政协常委会的专题讨论会上，他作了重点发言，题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他论证了重型化道路之不可行，并提出警告说，“重型化”的快跑将使中国遭遇能源危机。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作为政协经济委员会“十一五”课题组的组长，和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以及来自国家发改委负责起草“十一五”文件的高级官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基本共识。最后受经济委员会的推举，他在全国政协2005年3月的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十一五”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问题》的大会发言，受到委员们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