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住了，在场所有的人都被惊住了。

    4名乘警、20名乘客身份的军警官兵，加上两副手铐、一支短枪，要对付这么多持有凶器的歹徒，力量之悬殊显而易见。一旦餐车里的消息传到其他车厢，歹徒们串联起来，他们二十几人暂且不说，车上1千多名旅客的人身安全将难以预料。乘警长刘鸿和王维江是两个十分老练的警官，他们当即向所属武汉铁路公安指挥中心汇报案情，请求支援，同时决定封锁餐车，阻断人员流动，关闭窗帘，这样即使遇站停车，外面的人也很难知道里面的情形。

    指挥中心很快有消息反馈回来，鉴于案情重大，铁道部联合公安部做出决定：为保护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紧急调集防暴警察在前方宣汉站登车支援，坚决将歹徒绳之以法！

    这个消息对军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此时距宣汉站还有一段距离，他们不打算无为地等待。将一片狼藉的餐桌椅简单地清理了一下，堆在车厢的一角，然后继续采用同样的方法将另外几个歹徒头目分批引至餐车，一一制服。

    行动结束的时候，军警们从火车上清理抓捕歹徒76人，收缴各种刀具凶器240多件。当卢加胜组织官兵们整装列队，豪放地喊着“一二三——四！”准备登车继续旅程的时候，车上的旅客们纷纷鼓掌向他们致谢，有的还高呼起：“解放军万岁！解放军万岁！”

    卢加胜对我说：“事后想想，当时很冲动，如果真的直接跟他们冲突起来，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们胜利了，而且得到了群众认可，这一点让他感到很自豪。这种自豪感是否会与他今后的生活始终相伴呢？我想会的。

    火车继续向武汉开进。再次回到火车上，他们受到了英雄的礼遇，列车长专门为他们安排了卧铺车厢。至于后面的旅程，铁路部门向他们承诺，他们要到哪里，就送他们到哪里，绝不要他们花一分钱。卢加胜身上的伤也经随车医生尽可能地做了处理，包扎起来。

    但这时候，卢加胜开始头晕了。他流了太多的血。他身上一共4处伤，头上和小腿上是刀伤，手上是咬伤，唯一一处不流血的伤口是右眼。那只眼睛挨了极重的一拳，此时乌青乌青的已经肿得睁不开了。而最明显的一处刀伤，在额头上。他觉得浑身都在疼，钻心的疼，唯有手是麻木的。这双已经没有感觉的手是如何把那些高大于他、强壮于他的歹徒按倒在地的，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

    车到武汉后，卢加胜被送到离火车站最近的武汉大学附属医院治疗。10天后，伤势刚有好转，他就悄然离开了医院。他没有接受铁路部门真诚的许诺，也没有留下通信地址和联系电话，他甚至自己付清了2千多元的医药费，然后自己买了一张返回部队的火车票，独自消失在初春料峭的寒风里。那个后来登载在《解放军报》上的姓名和部队番号，是按铁路公安的要求，作为证明人签名写在一份记录事件经过的证明材料上。

    回到部队，卢加胜很快随部开赴东海，参加了为期4个月的全封闭式海上集训，对此事却只字未提。

    这起事件，后来被公安部定名为“211特大抢劫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和《中国国防报》、《光明日报》、《长江日报》、《杭州日报》等数十家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最大的列车抢劫案，以及军警们勇斗歹徒的英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解放军报》那篇寻找英雄的文章，也在其列。当卢加胜结束集训返回驻地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些热闹的文章和报道，也知道和他一起参加战斗的军警战友，大部分荣立了一等功、二等功，有的被评为全军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有的成为《感动中国》、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还有的当选为人大代表，但他还是选择了缄默。

    在此后6年的时间里，当年的那场战斗，除了在他身上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