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拉贝获得的最高荣誉，尽管它是非官方的。

    2月23日，拉贝在他最信任的中国助手韩湘琳和公司助手施佩林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停靠在长江边上的英国“蜜蜂”号炮艇。英国大使馆及炮艇司令长官等热烈欢迎他的到来。

    “呜——”炮艇拉响一声长鸣的汽笛声，滚滚的长江水顿时在艇尾翻卷……此刻，拉贝向码头上欢送的人群频频招手。他内心不由泛起难以抑制的波涛：啊，别了，我亲爱的南京！别了，我们几十万苦难而叫人牵挂的难民！

    1938年2月25日下午2时许，拉贝乘坐的船抵达上海。码头上，他与久别的爱妻重逢。两人长时间的拥抱，场面感人。

    到上海的次日，拉贝看到了刚刚出版的上海德文报纸上的一篇题为《向约翰·拉贝先生致敬》的短评。此评这样说：

    当日本的部队在11月底以极快的速度向中国首都南京挺进时，在外国人的私人圈子里产生了建立一个安全区的想法，使外国的侨民和中国的平民在预期发生的战斗中可以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

    国际委员会由此诞生了。它把不同国家的公民（其中有3个德国人，还有美国人、英国人等）联合了起来。西门子洋行（中国）南京办事处代表约翰·拉贝先生在他的全体委员们的信任下，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

    战斗爆发时，安全区已经组织完毕。委员会的成员们本来可以到停泊在扬子江上的轮船上去避难，这并不困难。可是，拉贝先生和他的委员们放弃了让自己到安全地方去的机会，决心将承担的使命进行到底。由于他们不怕自我牺牲的行动，在中国部队撤退和日本人占领南京后那些困难日子里，使数十万人得以免受饥饿和寒冷，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他们免受可怕的遭遇。

    只有在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的全力投入下，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才能做出这种完全是人道主义的贡献。

    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承担着最大的工作压力，工作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约翰·拉贝先生在南京困难的日子里，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献身精神，给“德意志”这3个字和他的祖国带来了荣誉。一定是先行到上海洋行总部的克勒格尔一帮朋友们弄出来的。拉贝内心很开心地猜想。

    不过，拉贝更喜欢另一封“表扬信”，因为这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博士的亲笔信。拉贝认为，这可以称得上是德国官方和政府对他在南京工作的肯定。

    尊敬的拉贝先生：

    鉴于您在1937年11月—1938年2月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

    此外，我也真诚地感谢您在这期间勇敢地为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做的个人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向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枚奖章。

    陶德曼德国大使（签名）在上海，拉贝第一次向外界公开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从此他的名字在新闻报刊上时常出现。在他的故乡德国，他做了同样的事。然而几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失败，日本也被打败。拉贝的命运则很特殊：一会儿被捧为英雄，一会儿成法西斯代表——因为他的纳粹身份无法逃避战后的严讨与追查。

    关键时刻，中国各界和有关方面纷纷站出来为拉贝提供和出示了他在南京反日本法西斯时所作的特殊贡献的证据，这才将拉贝的“纳粹”身份给予了澄清。下面是盟国占领区委员会主席杨克签发的一份法庭判决书：

    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