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旦高考不能录取，他不就成了母亲生活中永远的绊脚石了吗？母亲不就会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对付自己吗？与其母亲不要我活，还不如我先不让她活。就这样，在不懂法的前提下，朱宇便有了常人不可理喻的极端行为。

    值得反思的是在朱宇的这起恶性案件中，还有一个凶犯是朱宇的同学崔楠。从案件的整个过程中，崔楠的行为也是让人不可思议。这位因为是朱宇的好朋友而参与了凶杀的高中生，除了哥们义气外，办案人员对他审讯时曾经问过他难道对参与同学杀母的严重危害性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崔楠道出过自己的心里话，他起初当然也害怕过，也动摇过，可当他问朱宇为什么杀母亲时，朱宇告诉他就因为母亲非要他考上大学，逼得他学习太紧，紧得简直不当是人这些话后，崔楠听后大有同感：日他妈的，天下父母一般黑。崔楠也在经历高考前的折磨和种种压力，正是朱宇的动机和想法使崔楠心底里仇视高考的那份不满得以以某种方式泄愤，于是也跟着当了回毁灭他宝贵一生的刽子手。

    这实在是高考指挥棒下的人间悲剧。据有人调査证明，每年在高考前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全国约有近万人的应届高中生最后是被父母逼得离家出走，或与父母发生严重冲突致使造成伤害罪的不下百例（或者家长将儿女致伤致亡，或儿女忍受不了父母的高压而伤害父母。）如果加上中学和小学升学过程中造成的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伤害案件，那至少相当于每年都有近五万人永远地丧失了学习的机会，沦为无用之人……

    这就是现实。活生生的严酷现实。

    这活生生的严酷现实的制造者不是别人，恰恰就是那些期望儿女成龙成凤的父母亲。

    写到这里，不知为什么，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人名，他就是黑帮恶縻张君。杀人恶魔张君可以说是最没有人性的一个家伙，死于他手下的无辜者不下几十个，就是这样一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在他即将走上断头台前却也道出了一段颇为动情的辛酸往事：

    小时候，我家里太穷，日子过得很苦。我家有六姊妹，五个姐姐，同母不同父。姐姐她们出嫁后，也没嫁到富人家。家里还是穷，从小学到初中，我连白布做的新衣服也没穿过一次，全是穿姐姐她们穿下得的破烂货。后来我母亲生了病，一直无钱治，就去投靠在长沙城里的叔叔。在叔叔家，母亲坐了一下凳子，婶婶就马上过来用酒精擦了又擦。母亲受了侮辱，很伤心。后来我有枪之后就很想杀了婶婶，但又觉得是过去的小事，才放过了她。我母亲很苦，我很想让母亲幸福。14岁那年，我存了8毛钱，到街上买了一小块肉，因此給母亲蜣了一碗汤。母亲脸上露出了微笑，叫我好好读书，勤劳种地，自食其力。谁知这是母亲給我最后的遣言，第二天早晨她就上吊自尽了……母亲的死，使我失去了爱，失去了温暖，周围变得一片冷酷和苍凉。

    读这段情真意切的话，谁能想象他竟出自一个杀人狂之口？张君的变态其实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因素。早在17世纪时，英国一位知名教育家约翰洛克先生曾说过一句名言：再有爱心的家长，即使他们的棍棒出于严管，可最后的结果总会适得其反。这句话其实并不深奥，但恰恰补充了中国传统教子秘方的后半部分的经验。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老话，叫做严师出高徒，棍棒底下出状元。虽然无数经典式的例子可以证明中国的这两句老话能继续传世几千年，但其实它比英国教育家的教子方法少了一半内容，而正是这缺少的一半内容，使我们中国的孩子不知多受多少罪！

    而孩子们多受些罪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像徐力、朱宇这样的孩子他们一旦在父母亲的强制专横下失去心理平衡时，后果便不堪设想。从已获知的材料看，像徐力和朱宇原先都不是坏孩子，他们即使在残害自己的母亲之后仍然表现出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