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相关省区的领导，还有中苏两国专家共100余人。这次会议为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研究三峡工程建设问题，做了准备。成都会议形成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后简称“三峡决议”）。毛泽东在“决议”上批了八个字：“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决议”上有这么一段话：“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成都会议”过去几十年后，在三峡工程正式上马的那些日子里，一些老同志感慨万千地回忆起毛泽东对三峡问题的决策，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成都会议”，因为大家始终认为，“成都会议”上的那个“三峡决议”的指导思想，对日后几十年上不上“三峡工程”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今天正在进行的三峡工程建设的原则精神基本继承了“成都会议”精神。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充分说明了毛泽东时代在“三峡工程问题”上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客观规律而作出的科学决策。

    但由于国际国内的多重因素，中国人继续做着“三峡梦”，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缺少了一点“只争朝夕”的精神。1969年10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体学耐不住性子了，当着毛泽东的面请求上马三峡工程，老人家慢悠悠地对他说：“现在如果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着200亿方水怕不怕？”

    是啊，浓厚的战争意识、人为的阶级斗争现实、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老大哥”的背信弃义，主观的客观的麻烦事就够操心了，哪里顾得上三峡这样世界级的水利工程？想有所为而力不从心啊。

    历史的车轮前进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时代，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时代。

    邓小平的务实作风与他的理论精髓完全吻合。当中国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浩劫后，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经济建设上。创造宽松环境，实行开放政策，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他后半生的全部心血。

    邓小平对世界形势作出了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有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可以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

    东方巨龙再次被唤醒，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国家向现代化目标奋进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

    那一年，邓小平复出不久，他到湖北视察工作，接替林一山出任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的魏廷铮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情况。末了说：

    “小平同志，三峡工程建设，从孙中山先生提出，到旧中国几上几下，解放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多次提出要建设三峡，可三峡建设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场梦，我们不清楚这样的梦还要做到什么时候？”

    邓小平说：“三峡工程的事我是知道的，争论了几十年，毛主席为此也操了几十年的心。三峡工程一旦建成了，能防洪、发电，又能促进旅游业，带动长江中下游经济，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干？”

    太好了！有邓小平这个态度，魏廷铮高兴得恨不得蹦起来。

    1979年11月，由国家计委牵头的三峡选坝址会议在河北廊坊召开，这是“文革”后国家出面召开的第一次有关三峡工程的重要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三峡大坝坝址，即由我们中国地质和水利技术人员自己确定的三斗坪坝址。

    大坝坝址一定下，这就意味着“三峡梦”要付诸实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