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曾文正办湘军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王闿运并不需要学生的回答，他自己继续说下去，“一不是缺勇，二不是缺将，最大的困难就是缺银子。朝廷没有饷拨，完全靠自己去筹措，他为此常常弄得焦头烂额，自己嘲笑自己，说是个四方乞讨的叫花子。湖南自来商业不发达，全省收人不敌苏淞地区一个大县，逼得没法，他只得设卡抽厘，硬着头皮受万千人唾骂。你想想，假若银子好筹，他曾文正那样一个死爱面子的人会这样做吗？当年我修《湘军志》，专列筹响篇，并将咸丰六年至八年这三年间湖南协济江西军饷作了统计，共二百九十一万五千两。这都是亏了左文襄的大才运筹，才能有这些银子。所以我在《湘军志》里说了，曾文正在江西打了三年仗，无功可言，左文襄坐镇长沙筹措军饷，功劳超过他。《湘军志》后来遭九帅的垢病，这也是其中的一条。”

    “你的这些西学新学，我不能指教。”王闿运坦诚地承认。他又将纸捻子吹燃，把烟点着，嘴巴含着烟袋，斜着眼睛说，“不过，我要向你指出一点，办事与作文章是两回事。你的文章尽管写得花团锦簇，道理说得滴水不漏，但究竟是纸上的东西。他张香涛身为总督，要做的是实事。你要说服他，使他同意出面废约自办，必须要有实实在在可行的措施。”

    “先生，照你老这么说，湘、鄂、粤三省没有自办铁路的经济能力？”

    “三百万两银子从何而来？”王闿运一步不舍地追问。

    王闿运的这番开导，真可谓开诚相见推心置腹，将一个策士应具备的气质，以形象的语言剖析得入木三分，杨度为之深深感激，说：“先生的教诲，弟子终生铭记在心。”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刚才讲的，毕竟是五十年前的事，现在与过去有一个大不相同之处。”王闿运站起身来，走了两三步，腰板挺挺的。他中气十足地继续说下去，当年游说公卿的神采依稀可见。“五十年前，湖南是官穷民穷绅也穷。现在湖南官家的府库、民间的仓廪依然是穷的，但却有一部分乡绅大大地富了。这里面有两类人。一类是近几年的暴发户，他们靠经商做买卖赚了大钱。眼下中国有两大公司。一是天津的久大公司。公司经理范旭东在澳大利亚学制盐，学成回国后在天津设厂炼盐，造出的盐白如雪，畅销全国。范旭东是湖南人，据说他的堂兄范静生也在日本……”

    “范静生的堂弟开了大公司？”杨度兴奋地说，“范静生和我在法政大学同学，我和他是好朋友。”

    “是的，陆抚台这个人，正是先生所说的，我先前不知道，下次不去找他了，直接去找张制台。这事只要张制台同意就行了。”

    杨度明白了。他高兴地说：“先生，你老的意思是说，湖南的银子在他们那里。”

    “是的，”王闿运笑着说，“皙子呀，我劝你未见张香涛之前，先去找这些财神爷，晓之以国家大义，诱之以个人利益，将他们说动。如果这些人能拿出七八十万出来，湖南的百万就不成问题了。你杨皙子能拿出湖南百万银子的保证来，就等于给张香涛一颗定心丸。他张香涛年轻时是清议派首领，这些年又对办洋务极有兴趣，这种名利双收又不要他花费大力气的事，他何乐而不为呢？”

    “三百万两三省摊，湖南也得出一百万。当年是打仗，火烧眉毛，要保命，从上到下凡能拿得出的银子都得拿出来，还加上五里一卡、十里一哨地抽厘金，又有左文襄那样赤心任事的雄才，三年二百九十万，一年还不到一百万。现在就凭一句话，湖南能拿得出一百万吗？”

    “皙子呀！”王闿运拍了拍杨度的肩膀，笑着说，“你明白你今天的身份吗？你去武昌总督府会张香涛，就好比当年苏秦、张仪游说列国诸侯，你就是当今的策士。不要以为策士只凭着一张嘴就可以说动王侯，朝为布衣，暮为公卿，策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