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恃
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1921年,胡适出版《〈红楼梦〉考证》,一反以往索隐派、附会派等“旧红学”派的观点,创立了以自传说为特点的“新红学”。胡适因之成为“新红学”派的祖师。胡适对此很是得意,说“我对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钱穆与胡适在研究《老子》时发生争论。所论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后,胡适认为老子的年代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定老子在孔子之后。二人某次在一会上相遇,钱穆对胡适说:“胡先生,《老子》的成书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答曰:“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尚不能说服我,果能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亦可不要。”钱穆是经胡适提携进北大的,可见其不计个人恩怨的科学的学术批语精神,而胡适也很宽容,当一同学问及钱先生讲得与他不同,究竟谁的对时,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是真理。”
胡适在小说考证领域的“抛砖”工作,引来了无数“美玉”,他曾不无得意地说:“我考,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得董作宾;考,得李玄伯;考,得孙佳讯。”
1962年2月24日,也就是胡适去世的当天,胡适在台湾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高兴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试验‘对等律治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这是胡适生前的最后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