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到美国仅4年的胡适，痛感留学生的沉迷生活，撰写了忧患不已的《非留学篇》。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的开头四句是：“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1915年2月20日，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与其英文教师亚丹谈话中论及国立大学的重要性，很受刺激。于是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1916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适曾说：“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胡适告诫学生：“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

    胡适曾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勉励：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对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踩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胡适在写给鲁迅、周作人兄弟和陈源的劝架信中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1934年8月，胡适很诚恳的对国人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胡适写了一封1600字长的信给任鸿隽，力劝他不要辞去四川大学校长。写后，自己带到任鸿隽处，和他长谈两个小时。

    胡适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工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妙并无好感。有一次，朋友宴会后要大家题字，梁实秋偶然写了“无关门”的一偈，胡适看了大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梁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一部书。胡适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战间，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适在伦敦听说他有附逆之心，便寄来一首诗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适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没能“识得重与轻”。

    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