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

    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辈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閟固藏，邈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雠。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后之学者，有能秉心敬恕，综贯本末，将亦不释乎此也。

    王船山先生的遗书，于同治四年十月刻印完毕，共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的部分是：《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各种经籍、轶闻、注疏的考异十四卷，共订正错误、遗漏的地方一百七十多处。军中很少闲暇时间，不能细加总理全编，特作如下这篇序文：

    从前，孔子用美好的语言阐发仁的内涵，用通用的语言执守礼制。孟子同样仁礼并称，这是因为圣王所用来平息天下为私欲而肆意进行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自孔孟在世的时候，老子和庄子就已经鄙弃礼教。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尽管涵义不同，但共同之处都在于毁弃仁爱。其后各种观点纷然涌现，著书立说，竞相传播，最终落得个被一把火烧掉的下场，从此精微深刻的论述中途断绝，人间的纲纪也就乱了。汉代的儒者搜集遗留下来的经籍，小戴戴圣作了《礼记》，保存了礼的十分之一的篇目。又经历一千多年，宋代的儒者远承已经很不景气的余脉，陕西横渠的张载作了《正蒙》，来讨论实行仁的途径。船山先生为《正蒙》作了几万字的注，为《礼记》作了几十万字的注，将隐含在民间同源而异彩的各种风物风情，同显明的纲常礼法联系起来，以期将祸乱消泯在未形成之时。其对于古人明体达用、扎实进步的主张，往往十分接近。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于崇祯十五年乡试中举。目睹当时的朝政，考核苛刻而没有亲情，而士大夫又以讥议朝政而邀名，东林、复社之辈，各自结党而互相攻伐，此种衰颓的习俗日益遮蔽了朝野。故此，先生在书中贬斥以申韩为代表的法家的主张，嫉恨朋党的恶劣风气，抨击之词往往长篇大论，却又忍不住再三叹息，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下去。曾入桂王府任行人司的官员。知道抗清事业最终不会成功，便隐匿于永、郴、衡、邵一带，最后于湘西的石船山辞别人世。

    圣明的清朝大局稳定以后，便四处访求隐逸的人才。学问渊博的人士，依次被荐举选拔上来。尽管像顾亭林、李二曲等人那样的坚贞不仕，但朝廷的征聘还是络绎不绝地来到他们的住所。惟独先生深深隐藏自己的行止，令朝廷找不到他的踪影。平生无情地揭露党人所竞相标谤的恶习：说自己不想通过隐逸而博取文名，还要反过来予以嘲笑。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才长期隐遁，致使他名字在世上寂寂无闻，他的学说也终身不显于世。荒山之中，破床之上，常年努力不懈，以研求所谓哺育万物的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