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眼睛，而是用他的眼睛和他的灵魂一起喊出了底层人生的苦难。在这样的呐喊中，有他清醒而警觉的表达：一个社会的和谐与幸福取决于全民的普遍幸福，如果我们肆意地剥夺另一个人群最基本的生活权利，无视他们的生命存在，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甚至更大的震荡。穹小们最终对生活的选择正是不幸而残酷的验证。

    当穹小在医院面对垂死的哥哥因为没钱而得不到救助，用刀一点一点划开自己瘦骨嶙峋的身体时，也把仇恨一点一点注入了自己的身体，从这个时候起，他要完成对城市、对一切不公、冷漠和践踏的复仇。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周昌义显然更为重视这个过程，这也是他探究人性的最初视点；他看到的是人性从善走向恶的子弹是如何射出的，它所击中的又是怎样的目标。在这个艰难的路途，周昌义洞开他的人物的心灵，让我们看到里面深藏的屈辱、不甘和真实的诉求，看到一个羸弱善良的生命如何在一夜之间面目全非。穹小们终于用以恶制恶的方式赢得了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权利，却永远不可能占有城市的一寸土地——这个城市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用暴力来获取财富，以为有了金钱就有了人应该拥有的尊重、权利、地位和幸福，殊不知这全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他们在获得金钱的同时，也沦为文明社会和“普世伦理”要急于清除的毒瘤，尊重、权利、地位和幸福等期待也就荡然无存。

    当然周昌义的思考远比这显明的事实宽大，他关注的焦点是我们的社会究竟为这个群体做了什么？对生命持有的平等和尊重的态度，使周昌义在底层民众身上寄予了深厚的同情，也因此，他试图通过另一组农民工高粱们的图像打开另一个通道，看能否到达梦想的彼岸。高粱的出场似乎打破了穹小们制造的邪恶和恐惧的阴郁氛围，他是否会在社会认同的道德和正义的道路之上，带来农民工命运的阳光灿烂，不仅是一个悬念，也是一个令人焦灼的等待。遗憾的是，现实比我们知道的还要残酷，它不仅粉碎了高粱们的理想期待，也把一个在社会潜流中运行的冷漠无情的生存法则呈现给我们：拿不到工钱的农民工们，即使手持法院的生效判决照例是一分拿不到。我们的法律通过一张表面上对农民工有利的判决文书，给农民工打了一个必然会扭曲他们灵魂的白条。周昌义试图告诉我们：白条上欠了农民工的，不仅仅是属于他们的工钱，还有整个社会的道德和良知，还有原本是保护弱小、保护公正的法律。当一纸空文的生效判决最终成为彻底绝望的理由时，作为农民工的外乡人也就失去了对城市及社会最后的信心。

    走投无路的高粱们只有拼尽全力愤然一搏——跳楼，用并不卑贱的生命换取应得的权利。农民工跳楼讨薪是在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实，对此很多专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因着周昌义对底层生命的深刻观照，我再一次注意到，他把笔触刺向了城市的内核——人的良心。面对高粱们在仁城最著名的大楼跳楼讨薪的悲惨，轰动的仁城成了一个大马戏场，没有人关心这些农民工的生死，抱怨、冷漠、哄笑、讥讽的看客们用声音汇成的洪流，淹没了高粱们微弱的生存呐喊，把他们生死攸关的挣扎当成了一幕活剧。他们的生命与城市文明生活的享受者有什么相干？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书写。周昌义深切地体察到，鲁迅先生所处的“看客”时代仍然没有结束，只是在今天披上了更加文明也更加冷漠的外衣。

    由此我想到，欠了农民工的，不仅仅是那些建筑公司、那些为富不仁的老板、那些不作为的机关单位，还有我自己，还有我们这些享受着农民工的付出和创造、却又漠视着他们的所有城里人。农民工的要求并不高，可惜我们没有做到。面对令人寒心的一切，周昌义不是摆出一副精英文人的训世姿态，而是真正与生命之艰、与民生之苦相依为命，知冷知暖。他就像一个农民工出身的知识分子，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