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如果不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如果不讲常理、常情、常识，就没有基础，不能实行，甚至会成为“伪善”。伪善非善。因此，儒家从人皆有之的“亲亲之爱”出发，来建立他们的道德主张（仁爱），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的。这一轮辩论，孟子赢了，加十分。

    但是，前面说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道德问题也一样。孟子抓住了可能性，有他的道理，却并不等于墨子就没道理。为什么呢？因为道德不但要讲可能性，还要讲超越性。也就是说，不可能不等于不应该。而且，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就在于不是可能，而是应该。如果只讲可能，不讲应该，就没有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了。比方说，眼前有饭菜，大家肚子又饿，要大家吃，做得到吗？当然做得到，就连阿猫阿狗都做得到。那么，吃了这些饭，就道德了吗？显然谈不上。既谈不上道德，也谈不上不道德。可见道德不能只问“做不做得到”，还得问“应该不应该”。比方说，这些饭是不是不义之财，是不是嗟来之食。如果是，就算再饿，也不吃，这才是道德。也就是说，道德必须具有超越性。

    墨子的思路大约就是这样。在墨子看来，亲爱自己的亲人，这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因此这不是“道德”，而是“本能”。所以，讲道德，不能只讲“亲亲”。恰恰相反，只有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超越了人人都能做到的“亲亲之爱”，实现普天之下人人平等的“博大之爱”──兼爱，才真正达到了道德的境界。因为只有兼爱，才体现了道德的超越性。超越性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墨子也对，也加十分。

    然而这样一说，问题也就来了。墨子讲超越性，你说有道理；孟子讲可能性，你说很正确。那我们到底听谁的？都要听。因为道德不能不讲可能性，也不能不讲超越性。只讲可能性，不讲超越性，就没有道德；只讲超越性，不讲可能性，就不是道德。不是道德是什么呢？弄得好是宗教，弄不好就是伪善。但无论宗教还是伪善，都不是道德。所以，墨子和孟子都有道理，仁爱和兼爱也都对。如果能够合起来，就更好。因此我的观点，是理想讲兼爱，现实讲仁爱，以兼爱导仁爱，以仁爱行兼爱。这或许是个办法。

    不过这已是后话，我们还是回到当时。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墨家主张的兼爱，孟子认为不可能，墨子也承认很困难，必须有解决的办法。他办法也有三个：算账、恐吓、集权。或者说，利害的计算、鬼神的吓唬、君主的专政。正是由于这些解决办法，又造成了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功利还是仁义，鬼神还是天命，君权还是民权。

    先说第一个办法。

    前面说了，按照人之常情，要想做到兼爱，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人们不但做不到，也想不通：凭什么我爱别人和别人的亲人，得像爱自己、爱自己的亲人一样？墨子显然想到了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和大家算账。墨子说，现在有人反对兼爱，是因为没弄清楚兼爱有什么好处（不识其利），以为吃亏了。其实不然。兼爱不但不吃亏，还有红利。为什么呢？因为你爱别人，别人也会爱你（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你帮别人，别人也会帮你（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怎么会是吃亏？相反，你恨别人，别人也会恨你（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你害别人，别人也会害你（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这样害人害己的事，为什么要去做（《墨子·兼爱中》）？这就是墨子的第一招：利害的计算。

    这笔账算得很清楚，很明白，很有道理。不过这样一来，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兼爱就“成了一种投资，一种为自己的社会保险”（）。实行兼爱的人不但可以从中获利，而且很可能还会“一本万利”。相反，如果不仁不义，则有可能倾家荡产，赔个精光。因此，仁义不但与功利不相冲突，反倒就是获得功利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