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君王有了大的过错，他们就要劝阻（君有大过则谏）。如果反复劝阻君王还不改，就废了他（易位）！齐宣王一听，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王勃然变乎色）。孟子说，大王不必紧张，臣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宣王的脸色这才恢复正常，又问不同宗族的“异姓之卿”。孟子说，一样。他们的职责，也是“君有过则谏”。不同的是，如果反复劝阻君王还不改，就离开他（则去）！哈哈，还是不要那不合格的君主！

    孟子这样说，是因为在他心目中“民权高于君权”。在他看来，君权虽由天授，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因此名为天授，实为民授。也因此，如果君主太不像话，人民就有权利进行革命。齐宣王曾经问孟子，商汤作为夏桀的臣子，周武作为殷纣的臣子，怎么可以弑君呢？孟子说，破坏仁的叫做贼（贼仁者谓之贼），破坏义的叫做残（贼义者谓之残），贼仁残义的就叫做独夫（残贼之人谓之一夫）。我只听说过打倒那个独夫殷纣，没听说过什么“弑君”（《孟子·梁惠王上》）。

    这就是儒家和墨家（准确地说是孟子和墨子）的第三个分歧：君权还是民权。在这个问题上，我要重重地投孟子一票，同时对墨子表示深深的遗憾，因为墨子其实也是维护民权的。墨子的思想，有一个总纲，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十个字，在《墨子》一书中多处可见，贯彻始终。墨子说的天下，当然是天下人的天下。他要追求的利，也是天下人的根本利益。而且，他的同情心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在他看来，社会的问题并非孔子痛心疾首的“礼坏乐崩，犯上作乱”，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以强凌弱，巧取豪夺”。为了争取人民群众的利益，墨子著书立说，奔走呼号，磨穿了鞋底，磨破了嘴皮。这种精神，实在值得崇敬！这种立场，也实在应该肯定。

    相反，孔子和孟子，则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孟子比孔子还更进一步：孔子只是讲“王道”，孟子则已经讲“王业”。比如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后落实到什么呢？落实到“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他讲“尊贤使能”，也是落实到“无敌于天下”。孟子还说：“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还有，与民同乐，也如此：“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就是“王业”了。我们知道，在战国时期，王业与霸业，那是只有一步之遥的。

    看来，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出发点、目的地和实际结果，也并不总是一致。墨子为人民谋，结果是“君权重于民权”。孟子为君主谋，结果反倒是“民权高于君权”，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是墨子把事情看简单了。在他那里，人民群众似乎只有物资需求，没有精神需求；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利益。因此，他只为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利和经济权利，不为他们争取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相反，在他看来，这些权利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结果，按照墨子的方案，如果要把人民群众从经济压迫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同时让他们变成统治阶级的精神奴仆。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看来，评价一种思想和学说，不能只看立场和出发点，还得看最后的结果。

    墨子为什么会把问题看简单了呢？因为他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他那里，人类似乎只应该有一种需求，这就是物质需求；只应该有一种生产，这就是物质生产；也只应该有一种文明，这就是物质文明。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精神需求、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都是多余和不必要的。什么思想权利，什么言论权利，当然都可以不要。

    但这也顶多只是思想言论权利可以交出而已，为什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