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主要是对谁说的？对统治者，或者说领导人。统治者或领导人“无为”，又有什么好处呢？老子说得很清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也就是说，君无为则民自为，君不治则民自治，君不给则民自足。统治者什么都不做，老百姓自己就会做，这就是“自为”。统治者什么都不管，老百姓自己就会管，这就是“自治”。统治者什么都不给，老百姓自己就什么都有了，这就是“自足”。自为、自治、自足，这是老子的希望。自为、自治、自足，就自由。这是庄子的追求。

    哈！这不就是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吗？只不过，这样一种主张，并不能靠倒退来推行，而只能靠发展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方案才是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再说“道德之争”。

    前面说过，道家主张“无为”的第二个原因，是“道无为而德有为”。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道是规律，德是方式。规律本身当然无所作为，方式却不能没有可操作性。问题是，在道家那里，不但道无为，德也无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么！相反，在儒家那里，不但德有为，道也有为。因为儒家的“道”，是“有为之道”。他们的“德”，当然也是“有为之德”。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儒道之争是“道无为而德有为”呢？

    原来，在儒家和道家那里，道与德有三重含义。一，道是规律，德是方式；二，道是远古，德是近古；三，道是理想，德是现实。道家认为，规律高于方式，远古好于近古，理想优于现实，因此取道不取德。儒家则认为，“大同之世”既然不复存在，“道的时代”既然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么，能保住的，也就是“德的时代”；能建设的，也就是“小康社会”。保住了德，也就保住了道。这种态度，无妨叫做“保德以求道”。儒家“保德以求道”，道家“取道不取德”，结果是道家极力推崇“道”，儒家极力维护“德”。道家取道，所以叫“道家”；儒家取德，就应该叫“德家”。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命名也不统一。道家和法家依主张（崇道或依法），名家和阴阳家依对象（研究名实或者琢磨阴阳），儒家依身份（儒者），墨家依创始人（墨翟），真是五花八门。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改过来。

    取道与保德，有什么不同呢？前者理想，后者现实；前者大气，后者实在。取道，就是一种“要做就做最好”的理想境界。如果不是最好，就宁肯不要。这就是大气了。道家是向往“大”的。在《秋水》篇，庄子曾这样描述“大”的境界。庄子说：秋天，雨水随着时节降临（秋水时至），大小川流都汇入黄河（百川灌河），黄河之水变得非常之大。站在岸边和水中的沙洲上隔水相望，分不清对面的牲口是牛是马（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这时，黄河之神（河伯）就“欣然自喜”，认为普天之下的美都在自己这里了（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可是，当他顺着河流来到北海，“东面而视”时，却发现北海之水浩渺无边，远远望去，不见际涯。于是，河伯一改自鸣得意的态度，眺望大洋，对海神（北海若）发出感叹说：今天如果没到您的门口，那可就危险了。我将会永远被得道之人嘲笑呀（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听了黄河伯的话，北海若怎么说？北海若告诉黄河伯：海虽然大，却不是最大的。与天地相比，我们北海就像高山之上一块石头一棵树（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哪里就能算作“大”？四海之于天地，不过大泽一孔（垒空之在大泽）；中国之于四海，不过大仓一粟（稊米之在大仓）。这样看来，则五帝的禅让（五帝之所连），三皇的纷争（三王之所争），儒家的忧患（仁人之所忧），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