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庸俗的现实主义者，唾弃一切理想，成天谈论和思虑的唯一大事是娶妻生子。有人对我说：“什么理想、事业，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在农村呆一辈子。”我虽然也看不到前途，但仍信奉理想主义。我回答说：不对，生活有无意义，不决定于环境，而决定于精神状态。同样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精神状态，生活的意义也就完全不同。理想虽然不能变成现实，但仍有作用，就是赋予现实一种方向和品格。在人们看来，我与环境的不协调是十分扎眼的。好心人便替我惋惜，纷纷劝我学一点生活哲学，这样才可以使我的遭际与我的才能相称一些。有一天，一个同学盯我良久，说：“我对你的一生，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都表示同情和遗憾。”还有一个同学预言：“你将来或者青云直上，或者大祸临头，反正不会像一般人那样活着和死去。”甚至那个老实的副连长也劝我学会适应环境，否则再大的本事也用不上。

    总算熬到了头，1970年3月中旬，我们离开农场，奔赴各自的工作地点。虽然日夜盼望这一天，但是，这一天来了，心情依然迷惘。客轮在苍茫的湖面上航行，远处的那一小角陆地，那一块我们曾经在上面流过汗的土地，逐渐模糊而消失了。四周湖水浩淼，水天一色。我和那两个曾经同游橘子洲头的同学一起站在甲板上，他们也去广西，我们靠着栏杆，长久地沉默着，各想着自己的心事。“一生交给党安排——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其中一个说。“进去了，还能不能出来呢？”另一个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凝视着湖面上若隐若现的几点白帆，它们像风筝一样，从远处的天空轻轻地飘过来，滑过眼前的湖面，又轻轻地飘向另一头的天空去了。我一直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好。好不容易从地图上找到一个小小的点，标着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的名称，也许我将永远生活在那里了。其实，去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我并不很在乎，使我忧虑的是我将处在什么样的人群中。一个同情者曾半开玩笑地问我：“到了下面，你的诗还有什么用呢？”是的，我的诗，我的心，我所珍惜的一切，还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