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曾经是一个离我们多么遥远的词，无人能够预想到，它竟落在了二十一世纪 的我们头上。在经历了SARS的灾难以后，现在来读，我们会有异乎寻常的感受。

    加缪的这部名作描写了一场鼠疫的全过程，时间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地点是阿尔及利亚的 奥兰市。事实上，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并没有发生鼠疫，所以加缪描写的是一场虚构的鼠疫。 一般认为，这是一部寓言性小说，鼠疫控制下的奥兰是喻指法西斯占领下的法国。然而，加 缪对瘟疫的描写具有如此惊人的准确性，以至于我们禁不住要把它当作一种纪实来读。一开 始是鼠疫的先兆，屋子里和街上不断发现死老鼠，第一个人死于怪病，接着是第二个、第三 个，逐日增多。某一位医生终于鼓起勇气说出“鼠疫”这个词，其他人亦心存疑虑，但不敢 承认。疫情迅速蔓延，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市府怕惊动舆论，封锁消息。终于到了封锁不 住的地步，于是公布疫情，采取措施，消毒，监控，隔离，直至封城。因为害怕传染，人人 口含据说能防病的薄荷药糖，乘公交车时背靠背，怀着戒心疏远自己的邻居，对身体的微小 不适疑神疑鬼。人们的心态由侥幸转为恐慌，又由恐慌转为渐渐适应，鼠疫本身终于成了一 种生活方式。全市如同放长假一样，日常工作停止，人们惟一可做的事情是收听和谈论政府 公布的统计数字，祈求自己平安度过难关，等待瘟疫出现平息的迹象。商人乘机牟利，咖啡 馆贴出“酒能杀菌”的广告招徕顾客，投机商高价出售短缺的物品，出版商大量印售占星术 史料中的或临时杜撰的有关瘟疫的各种预言……凡此种种现象，我们现在读到都不觉得陌生 了，至少可以凭自身的经验加以想像了。

    然而，如果认为所提供的仅是这些令我们感到半是亲切半是尴尬的疫期生活细节， 就未免太停留在了它的表面。我们不该忘记，对于加缪来说，鼠疫的确只是一个象征。在最 广泛的意义上，鼠疫象征的是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祸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区、民族、国家的 所有人乃至全人类，瘟疫、灾荒、战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可算在内。问题是当这 类祸害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加缪通过他笔下主人公们的行为向我们说明，惟一的选择 是站在受害者一边与祸害作斗争。一边是鼠疫，另一边是受害者，阵线截然分明，没有人可 以做一个旁观者。医生逃离岗位，病患拒绝隔离，都意味着站到了鼠疫一边。这个道理就像 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简单。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种最单纯的责任感，因而也是一种最基 本的正义感。灾难是没有戏剧性可言的，所以加缪唾弃面对灾难的一切浪漫主义姿态。本书 主角里厄医生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救治病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 、英雄壮举都无关，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领期间， 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加缪成了抵抗运动的干将。战后，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抵抗运动， 他的回答同样简单：“因为我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

    面对共同祸害时所做选择的理由是简单的，但人性经受的考验却并不简单。这是一个令加缪 烦恼的问题，它构成了的更深一层内涵。从封城那一天起，奥兰的市民们实际上开 始过一种流放生活了，不过这是流放在自己的家中。在那些封城前有亲人外出的人身上，这 种流放感更为强烈，他们失去了与亲人团聚的自由。在瘟神笼罩下，所有留在城里的人只有 集体的遭遇，个人的命运不复存在。共同的厄运如此强大，以至于个人的爱情、思念、痛苦 都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人们被迫像没有个人情感那样地行事。久而久之，一切个性的东西都 失去了语言，人们不复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和希望，只活在当前的现实之中。譬如说，那些与 亲人别离的人开始用对待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