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学校不是去上学，是去玩或者只是因为家中无人照看已经记不清了，那 一年我大约五岁，我跟着大姐到她的学校去。依稀记得座落在僻静小街上的一排泥砖校 舍，一个老校工站在操场上摇动手里的铁铃挡，大姐拉着我的手走进教室。请设想一个 学龄前的小孩坐在一群五年级女生中间，怯生生地注视着黑板和黑板前的教师。那个女 教师的发式和服饰与我母亲并无二致，但清脆响亮的普通话发音使她的形象变得庄严而 神圣起来，那个瞬间我崇敬她胜过我的母亲。

    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滥竿充数地坐在大姐的教室里，并没有人留意我的存在。

    我的手里或许握着一支用标语纸折成的纸箭，一九六七年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我 的身上，我对阳光空气中血腥和罪孽的成分挥然不知，我记得琅琅的读书声在四周响起 来，一遍又一遍地响起来，无论怎样那是我第一次感受了教育优美的秩序和韵律。

    童稚之忆是否总有一圈虚假的美好的光环，扳指一算，当时正值“文革”最混乱的 年月，大姐的学校或许并非那么温暖美好的。

    我七岁人学，人学前父母带着我去照相馆拍了张全身像，照片上我身穿黄市仿制的 军装，手执一本红宝书放在胸前，咧着嘴快乐地笑着，这张照片后来成为我人生最初阶 段的留念。

    我自己的小学从前是座耶稣堂，校门朝向大街，从不高的围墙上方望进去，可以看 见扎拜堂的青砖建筑，礼拜堂早就被改成学校的小会堂了。一棵本地罕见的老棕榈树长 在校门里侧。从一九六九年秋季开始，棕搁树下的这所小学成为我的第一所学校。

    我记得初入学堂在空地上排队的情景，一年级的教室在从前传教士居住的小楼里， 楼前一排漆成蓝色的木栅栏，木栅栏前竖着一块红色的铁质标语牌，“好好学习，天天 向上”，标语的内容耳熟能详。学校里总是有什么东西给你带来惊喜，比如楼前的紫荆 正开满了昌状花朵、它的圆叶摊在手心能击打出异常清脆的响声；比如围墙下的滑梯和 木马，虽然木质已近乎腐朽，但它们仍然是孩子们难得享用的大玩具，天真好动的孩子 都涌上去，剩下一些循规蹈矩的乖孩子站着观望。

    入学第一天是慌张而亢奋的一天，但我也有了我的不快，因为排座位的时候，老师 把我和一个姓王的女孩排在一张课桌上，而且是第一排。我讨厌坐在第一排，第一排给 人以某种弱小可怜的感觉；我更讨厌与那个女孩同桌，因为她邋遢而呆板，别的女孩都 穿着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唯独她穿着打了补丁的蓝裤子，面且她的脸上布满鼻涕 的痕迹。我的同桌始终用一种受惊的目光朝我窥望，我看见她把毛主席的红宝书放在一 只铝碗里，铝碗有柄，她就一直把铝碗端来端去的，显得有点可笑，但这样携带红宝书 肯定是她家长的吩咐。

    所以入学第一天我侧着脸和身子坐在课堂里，心中一直为我的不如意的座位愤愤不 平。

    启蒙老师姓陈，当时大约五十岁的样子，关于她的历史现在已无从查访，只记得她 是湖南人，丈夫死了，多年来她与女儿相依为命住在学校的唯一一间宿舍里，其实也就 是一年级教室的楼上。现在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陈老师的齐耳短发已经斑白，颧骨略高， 眼睛细长但明亮如灯，记得她常年穿着灰色的上衣和黑布鞋子，气质洁净而烟雅，当她 站在初入学堂的孩子们面前，他们或许会以她作参照形成此后一生的某个标准：一个女 教师就应该有这种明亮的眼神和善良的微笑，应该有这种动听而不失力度的女中音，她 的教鞭应该笔直地放在课本上，而不是常常提起来敲击孩子们头顶。

    一加一等于二。

    b、p、m、f. a、o、e、i.这才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天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