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以上的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这是非辩论清楚不可的。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一向特别敏感，容不得别人当我面说一句假话。

    她说：“你的话里明明有对现实不满的意思！”我火了，说：“咱俩都是工农兵学员，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就算我对现实不满，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那我就有权批判你！”我说：“你不过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共产党员，统计一下，你在共产党员中也不过是百分之五！”其他的同学就劝解。

    他们越劝解，我越来气。我希望他们都能够相信我的真话，而不要相信Ｃ的假话。但他们似乎对我与Ｃ争论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只对“大列巴”感兴趣。这比他们相信了Ｃ的话还令我气愤。若在兵团，如果Ｃ不是女的，而是男的，说哈尔滨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从小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还坚持，非被吃大饼子长大的哈尔滨青年们合伙揍一顿不可！

    怎么能瞪着眼睛认真严肃的说假话呢？

    Ｃ拍了一下桌子，气势汹汹地说：“你这是在分化我们党员队伍！”

    我腾地立了起来，说：“滚你妈的！”将吃剩下那半片“大列巴”，狠狠朝桌上一摔，猛转身离开了，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以前从不骂人，是到木材加工厂后学会的。学会了，就觉得在必要时来一句“滚你妈的”，十分管用。

    我躺在自己床上，还气得不行，还想再去找Ｃ展开一场大辩论。忍而又忍，才忍住怒火。

    我的性格中，有种过于认真而又过于激烈的劣根性。在连队，跟几任连干部大吵过。在团里，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参谋长大吵过。到木材加工厂，性格依然不改。

    我在初二便已入团。到了北大荒，要求重新入团。劳动很能干，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因为这种性格，重新入团竟入不了啦。四年后，调到团宣传股的前一年，只好又请求恢复团籍，补了十二元多的团费。教训可谓深刻。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现在回想起来，哈尔滨人究竟是从小吃“大列巴”还是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什么值得辩论的呢？吃大饼子长大的有之，吃“大列巴”夹红肠长大的也有之。干嘛脸红脖子粗地争谁代表百分之九十五哈尔滨人呢？

    听隔壁宿舍阵阵说笑声，我忽然意识到，我是换到了另一种环境里。复旦与北大荒太不一样了。我将与之共处的同学也与木材加工厂抬木头的伙伴们太不一样了。我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想起陈老师在我们团招待所里对我说过的那番告诫的话，倏然地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孤独感。

    隔壁宿舍里不断传来欢声笑语。Ｃ的说笑声尤为响亮。同学们吃着她的“大列巴”，当然不会表示怀疑她的话而相信我的话了。

    可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刻一样，希望自己的话被相信。每月二斤面粉的哈尔滨人……我心里真是有些难过。

    隔了两天，我到医务室去看身体复检结果。医生问过我的姓名，翻到我的化验单，只看了一眼，就低声叫道：“乖乖，好家伙！”接着说：“你跟我来，你跟我来！”不用手扯我，用夹化验单的夹板从背后顶着我往前走。我就这么被顶上了医务室的二楼，顶进了一扇三夹板临时做成的门内。我糊里糊涂地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医生说：“肝炎隔离室。”

    我这才知道，我是一个带病毒者——转氨酶五百八十以上。

    我请求道：“那也得让我回宿舍一次呀！”

    医生说：“不行。你的一切东西都得经过严格消毒。消毒后日常用的我们会替你送来。从现在起你不能离开这里！”

    共有二十几名各系各专业的新生被关闭在“肝炎隔离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