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意见，提高认识，三省吾身，闻过则喜。同时我也辩解：《组》不是反对党的东西。当然，不论动机如何，如果有很严重的后果，我当正视与汲取教训。

    1957年2月，文汇报突然（我的感觉是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于《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我一惊，我并非没有想到与该报的相处上的小小不顺遂，但是我很清醒，从政治上往对立方面打，需要认真对待，这是大事，而其他只是小事一椿。

    我放不下自己的光荣历史的包袱，我无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无法接受李代表革命来揭批我。我很快给公认的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身份，求见求谈求指示。

    早在中学生的暑期学习团管伙食的时候，我就听过周扬的报告，有关领导还特别说到过，新解放区的学生只知道丁玲艾青，他们哪里知道周扬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