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与他领导下的几个人采取的是全面合作的态度。我相信问题，该整，这是大前提。而组织的目的是教育我，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我相信党的政策历来如此。我相信等同志对我是与人为善，他们都很尊重我，很客气。在批判最严厉的同时与我一个桌上吃饭，给我布菜，鼓励我要有好的态度，要我再检查再交代，再交代再检查，再上升一点，再深挖一点，再再再一点又一点永远点点点。我相信他们，真心相信对我是帮助是挽救是一片热忱。我也相信自己确实需要认真清理一下，我确实偏于软弱、过敏、多思，不够无产阶级。同样，对不起，我也深知，我极清楚：想怎么样你，这是完全无法抗拒的，任何微小的抗拒，只能带来更大的危难，你只剩下一条路，举双手投降，说啥就是啥。本来思想问题抓不着看不见，不能称不能量度，全看怎么分析。

    对我的批评都与文艺问题有关，表示他是懂文艺的，他也从艺术上批。如指出《组》中有哪些败笔。

    的名言是：关键在于鼻子与屁股。什么言论，什么文章，用鼻子先闻一闻，自然明了。屁股坐在哪里，看法自然不同，屁股决定取舍，屁股决定觉悟，屁股坐过来，你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有多么严重，不解决怎么得了？怎么得了？？？什么叫觉悟？什么叫聪明？聪明和觉悟就在于对阶级利益的敏感。你连自己的问题都敏感不到，你有什么聪明？你最愚蠢。你现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沙上的，要无情摧毁，你是有前途的，但是要换一个灵魂。

    还有一个独特的说法，叫做“革命的阿Q主义”，就是要敢于承认自己犯了大错误，承认了比不承认好得多，既然敢承认就证明能够改正，既然能够改正就证明能够汲取经验，成长壮大，坏事就变成了好事，现在愈是承认自己错误极大，未来就越是光明无比。这样低头认罪就是伟大胜利。

    第一我佩服他的分析帮助。第二，我分明感觉到他批判我时的快感。

    我还必须承认，如果是我批判帮助一个人，如果是我“帮助”他，我的振振有词，不一定逊于他。

    开了一天会，除我外共六个人，文明批判，有理有情，但也称得上慷慨激昂，金声玉震，六个人赛着看谁讲得更好、更巧、更深、更严正、更具杀伤力和爆破力。六个人都比被帮助的人高明万倍，六个人都有一种幸福感和被信任感和庄严感。也许当初对一个突然人五人六起来的人还有某些不解，某些羡妒。多么渺小！多么卑鄙！当说完这样的话也可能有一种自己从而伟大和高尚起来的满足感油然而生的吧。

    然后挂起，直到1958年8月，确定帽子。半年前，清华的团委领导人阮铭先生已经向该校全体团员宣布了王某的帽子，我妹妹时为清华学生，大惊，告我。我为此找过，说尚未定性。

    时过境迁后，人们透露，是在中宣部周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了命运的。北京市委杨述副书记坚持不同意帽子，单位负责人坚持一定要划，争了很久，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检查交代出来的错误思想为根据，如被启发后想了想，觉得海德公园的办法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

    在批判会后三天，我照了一张照片，我开玩笑说是普希金的风格，我拿着背在肩上的小棉袄，一脸的光明与潇洒。整个青年时代，我没有照出过这样帅气的照片。只有一个晚上，我很慌乱，一夜无眠，不断地起夜小便。

    已经欲罢不能，搞完我后，又把他的一位副手几乎打成右派，只因名额限制，开除了该副手的党籍，却没有给他戴成帽子。此后两次吞安眠药自杀，一次在庐山会议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之时，救回来了，他只承认是严重神经衰弱，安眠药吃多了。最后他终于在文革一开始时死去了。他的心情有特别不好的一面，他的老婆很白净漂亮。传出来是他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