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大，就很容易越过出发点，膨胀到饮食男女以外，如张献忠，想杀人，希特勒，想征服世界。这是一发而不可遏。新奇吗？一点也不，因为是常人的常情。

    到近代，西方出了个弗洛伊德学派，也称精神分析学派，深入研究这常人的常情，著作不少，影响不小。与中土的为进德修业而讲人讲人性相比，他们是少用想象，多用解剖刀。虽然解剖的结果，不同的人所见未必尽同，并且，派外的心理学家未必都同意，一些小异而大同的论点却很值得生而为人的人三思。这论点是，人与其他动物一样，受有大力的欲望支配，如果欲望不能满足，就会用各种办法（包括写诗、作梦甚至发狂）以求满足。这看法是不可意的，因为从其中我们会理出这些内容：其一，这样的常人常情，离圣贤远了，离禽兽近了，比如说，清夜深思，自己也是充满欲望的动物，受得了吗？其二，欲不可抗，不任之会带来痛苦，任之会造成祸害（对人，或兼对己），可怕。其三，应该接受儒家的教训，节制，可是欲望的力量太大，收效并不容易。其四，处世和治世就成为更难。

    难不难，可意不可意，是一回事；既然有生，就不能不求活得如意，至少是可忍，是另一回事。这意思是，我们要知其不可而为。事实是，也许由可以称为“人”的时代起，我们就这样做了。饮食的大欲没有变，可是信，至少是说，应该不轻视菜根。男女的大欲也没有变，可是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在这种有理想兼肯努力的情况下，我们创造了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或说文明的重要部分，或干脆说道德的观念和行为。总而言之，虽然常情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却并不是病入膏育，不可救药。

    可救是乐观的一面。但也不要忘记，常情终归是常情，救，并不容易。具体说，道家推重的节欲，儒家推重的节制，都是高标准，要求时时处处合，就个人说是非常难，就全社会说是不可能。所以讲修齐治平，时时要记住，我们面对的是常人，常人有常情。这样看，无论立身处世还是治世，理论和办法，就应该与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大不同。

    先说立身。记得有一句似雅而实刻的骂人的话，是“找个镜子照照”。其实就是应该找个镜子照照。最好是用弗洛伊德学派的，一照就照见，自己原来是常人，有常情，因而就很容易顺流而下。怎么办了破罐子破摔当然不对。应该一，谦逊，因为受欲望的指使，求这求那，求而不得就烦恼，自已正是跟别人一样，甚至更差；二，警惕，因为不是性本善，而是性本病，就应该时时谨慎，以求不犯病；三，要知其不可而为，对于寡欲和节制，不只心向往之，还力求接近；四，最好是再积极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再说处世。这包括对己身之外的人和事，过于复杂，只好说个原则。原则的基础也是那面镜子，照见的人都是常人，有常情。因而对这样的人，就一，不要抱过高过多的希望，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二，对于小德出入可也的过，可以多谅解，因为他也是生而有欲，照叔本华的看法，也是苦朋友，值得同情。

    最后说治世。这是众人的事．众人也可以用那面镜子照，也应该用那面镜子照。自然，一照就照见常人．照见常情。这会有什么影响吗？不只有，而且相当大。总的说，贤人政治要换为常人政治：管理者是常人，受管理者也是常人。就管理者说，因为是常人，未必（也不当要求）是贤人，所以一，他的想法和行事，就既可能对，又可能错；二，历史上无限的事实可证，权力有限（如学官），做坏事的可能性小，权力无限（如皇帝），做坏事的可能性大；三，防止做坏事，专靠有常情的常人不成，要有不容许做坏事的机制或制度；四，不容许的实质或办法是限权，这意味着管理者是分工来管事，不是统率众人的救世主。就受管理者说，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