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小事明大理。春日放风筝，很好玩。它一吹上了天，摇摇摆摆，放者愿意它这样；可是手里要握紧线，以便一旦放腻了就可以收回来。再举个新玩意儿，汽车。靠汽油，马力不小，从而可以载人，运货，直到在田野间兜风。做这些事，要有力量；但为了力量不乱闯，司机要有指挥、尤其使之停住的力量。任何为人干点什么的力量，都要一方面，有力，另一方面，人有限制它、使之不乱来的力。干点什么是事。事有大小，一般说，小事需要的力量小，限制的力量也可以小；大事就不然，需要的力量不能不大，限制的力量也就不能不大。大之中还包含复杂，比如风筝，力量不大，限制的力量，一条线就够了；汽车就不成，因为力量加大了，机件就要比较复杂。人事，最大的是国家大事，掌管者力不大，比如抵御外患，就大难；但这大力也可能用非其地，那有时后果就不堪设想。怎么样能够取得协调，或说获得保障？问题显然很复杂。但由要求方面说就简单明了，是：要想方设法，使受民之权者只有做好事的自由，没有做坏事的自由。

    分辨好坏，在常识范围内像是并不难；但有时，尤其对付的事物比较复杂的时候，就会意见纷歧。纷歧，不能都对，不得已，就须进一步分辨对错。进一步，是找更深的理据，这样一来，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最终必致陷入哲理的泥塘。政治不能超出家常事，当然不能等程朱陆土都点头以后再做。比较稳妥之法是尽量躲开会陷入哲理思辨的新且大的问题。举例说，对付人口增长问题，提倡或限定一对夫妇至多生一个，问题不大，理易说，事易行；如果信任幻想或迷信理想，说为了人多力量大，无妨任其自然，或为了优生，应该使生孩子成为一部分身心优秀者的专业，问题就成为新且大，由理方面说会引起大争沦，由事方面说会引来严重的后果。政治是大事，与全国人的幸福关系密切，不当凭遐想，开玩笑。但是，历史上的千千万万件事可证．已占有无限权力的人最惯于开玩笑，具体说是根据自己的一场梦或梦想．就殿内一呼，全民战栗。即使范田不这样大，如秦始皇，一怒，书就焚了，儒就坑了；如清末胡涂狠毒的那拉氏老太太，一怒，戊戌六君子就绑赴菜市口，身首异处了口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民授了权之后，还必须有一些措施，以限制权不至乱用。

    这限制，总的说，或由精神方面说，是法至上。这精神很重要，它使专制和民主有了明确的界限。专制是人至上，他的口说，甚至幻想，就是法。法，所以全民必须照办；只有他例外，因为法是他定的，他还可以任意变换。法至上就大不同，掌政权者降到第二位，于是有所做，就不得不向上看看。这上，也由精神方面说，是民。民是最关心切身的养生丧死无憾的，所以，只要有办法，就不会听任掌权者为所欲为，以求幸福和安全有保障，至少是不至常常战栗。

    比理论更实惠的是办法。理想的办法可能有，其极端者，如无政府主义也许可以算，那是连授权的事也免去，怕在上者会胡来，没有在上，岂不彻底？可惜这是空想，因为民并不是一律由孔孟的洪炉里锻造出来，他们也会胡闹．所以公众的事不能不有人管。这里为了不跑到题外，还是说民管，到目前为止，已用的或可用的都有什么办法。总的说是由民立法，限定掌权者依法办事。这有两种情况。一种，事是例行的，可照旧例办。行政，事的绝大多数是这种性质的，只要认真办，不营私舞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另一种，事非例行，尤其是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如对外宣战，对内，化私有为公有之类，要由民批准。

    民，人数多，无论是长远之计，立法，还是临时，批准某种新且大的举动，都不能聚于一室或一场，用口说或举手的形式表决。不能用这个形式，还有个理由，是有关公众长远的福利之事，内容都是既专门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