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现实，笔下的侠客世故、懦弱、愚腐、倒霉……威震武林的大侠，一遇官府便做小伏低；沽名谦让的高手，被小辈偷袭击毙；比武招亲的英雄，只招来地痞流氓的轻薄欺辱。白羽“取径于《魔侠传》，对所谓侠客轻轻加上一点反嘲”。《话柄》。他冷峻地刻画出一个世态炎凉、人心险恶、坏人当道、好人受罪、想救人者反被所救者伤害的现实社会。他的作品每每令人联想到鲁迅。白羽在《话柄》中承认：“鲁迅先生所给予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的文艺论。”鲁迅曾为白羽的处女作《厘捐局》改动两个字，将“可怜这个老人，两手空空的回去了”一句中的“可怜”改为“只是”，这样一改，便隐去了叙事评判，成为不动声色的冷观。鲁迅还对白羽讲自认为最满意的小说是，“这一篇还平心静气些”。白羽的小说正是充满了鲁迅式的外冷内热的“死火”风格。

    白羽对武侠小说的提高是全方位的。人物塑造典型化，结构匀称，讲究布局、照应及视点控制，风景描绘优美含情，武打描写艺术化、视觉化，首创“武林”一词并发明大量武打术语，文字洗炼，人物对话逼真传神。叶洪生等谓之“中国的大仲马”，不为过誉。白羽志在新文学创作，“自以章回之体，实羞创作，武侠之作，更落下乘”后记。，不料生活逼得他“落草为寇”，反而使武侠小说有幸获得了新文学一笔丰厚的馈赠。白羽和还珠楼主是中国武侠小说全面走向现代化的两位最大功臣，没有他们的卓然自立，就没有后来新派武侠的万紫千红。如果说40年代武侠小说是“汉魏气象”，那么梁羽生、金庸、古龙的时代则是“盛唐风采”。

    与白羽私交甚厚的郑证因，在人物塑造、布局谋篇等方面，学习白羽，但因文学功底不足，未能超越。郑氏特长在于发挥自己精通武术、熟悉江湖的优势，进一步光大“纸上武学”，把姚民哀的帮会、平江不肖生的佚闻，还珠楼主的想像、白羽的文采融为一炉，形成一种地道的“江湖文学”。天津方言的直接运用，是文学史上的创新尝试。新文学小说的种种技巧，到郑证因这里已经进入“守成”时期，不再新鲜也不再被特别重视，而是变成了当然的“习惯”。武侠小说的进一步发展更需要来自文类本身的“绝活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郑证因和还珠楼主、白羽一起，为后来的武侠小说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武学”宝库。

    沦陷区武侠诸大家中，要数王度庐“武艺”最低。其代表作“鹤铁系列”五部曲中一无绝险打斗，二无这帮那派。学界目前对王度庐的一致定位是“悲剧侠情”。王度庐多年旁听于北京大学，熟读中西文学名著，深通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他笔下的爱情悲剧多是人物自身造成的性格悲剧，人物在可以自掌命运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心理情结而放弃了幸福。这种爱情观念比之五四时代的新旧冲突模式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发展，业已接近了爱情和悲剧的本体，因此正像金庸的和，去掉武打部分仍然是优秀的爱情交响曲。王度庐对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也留给后人以深刻印象，如柳树、宝剑、金钗等。大量情致深婉的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使王度庐的武侠小说在语言层面上成为“雅化”之最。

    朱贞木向新文学靠拢突出表现在一些具体方面。一是抛弃传统章回体的对仗回目，改用新文学式的随意短语。二是喜用现代新名词。这对武侠小说的发展是利弊兼有的，要依作家具体才华而定。

    水涨船高，其他武侠作家也各有擅长。沦陷区武侠小说的雅化幅度是各类型中最大的，无论观念、题旨、技法、格调，都比上一时期有了质的飞跃。内在原因除了这一代作者皆是成长于五四新文化哺育下之外，武侠小说读者审美水平的提高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制约。这使得武侠小说这一古老的叙事文类得以焕发青春，走向再一次的辉煌。

    在武侠小说衰落的南方，